“理解”是拍摄时最艰难的部分之一

　　拍摄日本遗孤这个题材，最好的时间是40年前，这是我们在纪录片策划阶段就意识到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遗孤访日寻亲的高潮，中国的养父母还健在，遗孤们也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对于纪录片来说，那是故事最丰富饱满的阶段，可惜我没有赶上，只能看着前辈们的作品感叹。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趁现在还有少数的遗孤健在，留存他们的口述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状态。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日本遗孤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小时候听长辈说过，厂里有一位姓董的爷爷就是日本人，是战争时留在中国的。为了更深入了解这个群体，我们在拍摄前搜罗了一堆书籍，请教了一圈专家，摩拳擦掌去寻找拍摄对象的时候又碰到了难题。由于90%以上的遗孤后来都回到了日本，所以在中国寻访日本遗孤非常困难，少数能联系到的遗孤又因为身体等各种原因不愿接受采访。最终，我们只拍摄到一位生活在辽宁的日本遗孤董利峰。后来我们又通过民间团体联系到好几位在日本的遗孤，他们分散在日本各个地方，年纪最小的80岁，最大的87岁。

　　这一次拍摄《心安何处》，我们没有用宏大的视角，而是选择小人物的故事，并回归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用长镜头的跟拍和隐忍克制的表达。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我们把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只想展现这些遗孤老人当下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成为片子的主角。为了保持这种风格的统一，我们也没有使用专家或者相关人士的采访，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片中的旁白尽量减少，可能唯一的情感流露是在片子的结尾，对着樱花飘落的镜头写下“花开花落，一生便这样过去了”。如同一声叹息。在配音时，何婕老师试了好几种表达方式，最终我们觉得，淡一点也是一种味道。

　　从今年4月到6月，我们辗转中国哈尔滨、牡丹江、长春、沈阳、凌源和日本东京、埼玉、名古屋、熊本、大阪等多地拍摄，共采访15位日本遗孤，最后选取了其中的6位遗孤和1位遗孤二代的故事在纪录片中呈现，留下超200小时的超高清纪实影像，遗憾的是很多故事还未完待续。非常感谢所有出现在片子中和为片子提供帮助的人们，特别是那些遗孤老人的坦诚相待。每一次流泪都触动人心，也让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跟拍摄对象共度一段人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我记得，在去牡丹江的高铁上，听81岁的池田澄江会长讲她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池田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我眼泪差点流下来；我记得，在辽西小城凌源的江边，陪着83岁的董利峰奶奶和范爷爷散步，他们连背影都是幸福的味道；我记得，85岁的松田桂子奶奶爱唱歌，虽然她的人生充满了苦难，但唱起歌的那一瞬间眼里有了光彩；我记得，请80岁书法家木村成彦老师为我们题写片名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心安何处，何处心安，好名字啊”……每一位日本遗孤的故事都令人唏嘘不已，我从一个个小瞬间去了解他们，也记住了他们。

　　这一次拍摄纪录片《心安何处》，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理解”是拍摄纪录片最艰难的部分之一，理解之后才有表达。面对另外一个生命，我诚惶诚恐，因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部分往往比说出来的还要重要。我想看这部片子的人不一定要哭泣流泪，更希望大家能保留一份理性思考，对战争、对亲情、对人生有所感悟。因为对于走到人生暮年的日本遗孤来说，生命中最激烈的部分已经过去，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记忆和表达更加纯粹，他们是生命的主角，我们有幸窥见。

　　（作者系《心安何处》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