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编考异法”与“国学编年史”

　　在12卷《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的蓝图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有一种长跑运动员终于看到终点线的解脱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我接手这部书稿的时候，同样有“三畏”。第一畏是“兹事体大”。《编年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标志性成果，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桑兵任首席专家，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因此这部书自立项以来一直受到集团领导的特别关注，要求一定在出版基金的时限内完成，同时还要保证质量。

　　第二畏是“经纬万端”。本书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试图以“编年体长编”的形式网罗近代中国“国学”万象，堪称雄心勃勃，自然体量也令人望而生畏——12卷、380余万字。中山大学於梅舫、华南师范大学杨思机、浙江大学张凯等作者分别负责不同的卷次，参与项目复终审、编辑、校对的至少有30人，其中还有在外地的，如何协调衔接、平衡取舍，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端赖主编桑兵和关晓红牵头统筹，为全书发凡起例；5位作者全面爬梳所有以国学为名或与国学相关的机构、学人、学会组织、出版物的文本史事，根据篇幅年代分别卷次，建立相关史料文献资源库，为编辑加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各卷编辑线上线下定时不定时的进度碰头会、线上工作群和协作文档，让身处各地的主编、作者、编辑对进度做到心中有数，也在公开透明中明确分工，强调协作，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的焦虑，让每个人能够持续地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第三畏则是“治丝益棼”。正如《总序》所言：“国学”的内涵外延从未清晰统一，“言人人殊”是其常态。如何令读者体察和理解不同时空坐标下，“国学”被提出、被争论、被实践、被塑造的方式？可以说，本书的编纂是桑兵教授长期反思治史方法后的一次“思以致用”。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长编考异法的主要形态正是按照时空顺序排列比较材料，《编年史》的编辑工作如何遵循、实现这样的编撰旨趣，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

　　桑兵教授在2019年的文章《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中进一步探讨道：“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首先是资料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烦芜，不溢美，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编年史》利用期刊、文集、日记、书信等数百种史料。之前出版的《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从影印到文字的“最后一公里”仍然需要编辑一步步走完。我和其他几位编辑首先要利用作者们提供的史料文献，其次要查询各种文献数据库，如果仍然缺少部分信息，只能自己跑图书馆翻找纸本。此外，许多报刊影印本文字漫漶不清，文法用例与现代汉语习惯相悖。在保存历史原貌与编辑规范之间，编辑需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正因为“近现代史料种量繁多，史事曲折复杂”，所以桑兵教授认为“最适宜用长编考异之法加以整理……呈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因此在解释史事的时候，就“绝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具体‘时空人’背景”，“要前后左右读书以通语境”。但仅仅“回到当时语境”只是第一步，长编考异法的精髓在于“考异”，即“喜聚异同”。用傅斯年的说法就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如作者以“1902年1月6日”作为明确的时间节点，将沈曾植的信函定位在具体的历史时刻，这是“长编”的基础。与此同时引入了与此时间点相关或可以进行比较的多种史料。沈曾植在此前后与其他人（盛宣怀、罗振玉等）通信，以了解其思想的连贯性。黄遵宪与梁启超关于创办《国学报》的讨论（时间相近），展示了当时另一路知识分子对“国学”的思考。《日本国志》及报刊上关于日本国学、国粹主义的介绍，展示了中国士人“国学”思想源头之一和参照系。在这种并置和比较中，读者审视域内外不同人物、不同文献“国学”用法的异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沈曾植信中“国学”的特定含义及其在当时思想光谱中的位置。这正是“考异”方法的运用。

　　在回到语境、“喜聚异同”的过程中，编辑要面对处理“详”与“异”关系的挑战，在《编年史》的历时关系中，兼顾共时事件。在内容安排上，编辑需要通过恰当的编排，在展现多元声音的同时，维持叙事的清晰和逻辑的连贯，引导读者在复杂的异同中把握主线。在具体措辞上，作者基于“考异”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多种合理解释的空间，编辑需要与作者沟通，在考据细节和历史解释之间小心平衡，确保论述的严谨性和客观性，避免过度推断或预设立场。编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确保《编年史》希望达到的微妙平衡：长编的“详”不能走向资料的无序堆砌，“异”不能导致叙事的支离破碎。

　　桑兵教授说希望《编年史》“大幅度夯实近现代研究的基础”，“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同时又“可供对近代国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编年史》即将接受读者的检验，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那将是作者和编辑最大的慰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