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艺术价值判断

　　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史书基本有两种写作方式，一是瓦萨里式的人物传记，一是温克尔曼式的编年体史书，但没有一种是完美的，人物传记在历史性上偶有不足，编年体则可能因为史学史与艺术史的发展错位而顾此失彼。范景中的新书《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上海书画出版社）三部曲，既跳出“人物—作品—评价”的排布逻辑，又规避了按照艺术类型或年代区分导致的理解断层。本书在原始艺术到后印象主义的西方艺术史基础上，从形式主义、图像学等史学史切入，在大专题下重新整合与回顾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家、史学家与艺术故事，是一部在绘画、建筑、雕塑等广义艺术概念上更丰满的西方艺术史讲稿。

　　作者认为艺术与文明的发展中，价值判断不可或缺。此观点与现在视觉文化的“value free”（排斥价值判断）导向相对抗。艺术的意义来自价值判断，艺术经典著作是价值判断的基准，再者，经典著作的价值也是文明判断的精华。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详细地论述了“艺术与文明”框架下的价值判断。

　　文中提及尼采哲学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阿波罗的秩序理性与狄奥尼索斯的狂热感性，令我联想到人类文明最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去往何方？——人们向外的寻求自我定位，向内的寻找人生方向，细想来这就是艺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后印象主义巨头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即是这种终极价值的体现，不仅呈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在后印象主义里有一对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呼应，且贯穿西方艺术史的概念——线条与色彩。

　　美术史理论家沃尔夫林曾有一个经典论断，他提出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与统一、清晰与朦胧的五对范畴，其中前五个对应侧重线条的文艺复兴，后五个对应侧重色彩的巴洛克艺术。今日的我们不仅忽视了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忘记了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作为对线条与色彩争论的洞见，即便面对巴洛克后的印象派也依旧具有意义。

　　在谈论印象派的章节中，作者聚焦于高更的老师毕沙罗，他在安格尔与德拉克罗瓦的反学院斗争站队之时，曾犹豫是否要投入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门下，最终未果，转而与莫奈等人进行了第三次反学院派运动，也就是印象主义。

　　回到毕沙罗，书中有他留给高更、塞尚等人的一段话，“人们必须得到唯一的大师——自然，她是永远可以请教的大师”，也佐证了毕沙罗等人的印象派并非完全摒弃线条。可见把“线条”或“色彩”简化为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艺术价值判断的失格。重读沃尔夫林就能发现，他以共性和形式超越单个案例，很好地避开了这一陷阱。作者认为对沃尔夫林普遍史学意义的研究还有所欠缺，这一观点的背后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沃尔夫林通过比较绕开二元对立的做法，不仅本身具有研究价值，也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回归艺术价值判断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