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下乡与乡村医疗体系转型历程

　　1960年代至1980年代是西医进入中国乡村并与中医发生关系的关键时期。西医是如何下乡的？中医又是如何逐渐边缘化的？西医对中国乡村医疗体系有何深远影响？方小平所著《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赤脚医生为例，详细考察了1960年代至1980年代西医下乡与中国乡村医疗体系转型的过程，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有力解答。

　　赤脚医生在医疗史上有独特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作出了贡献。如1960年代麻疹、疟疾、痢疾、百日咳、流感和脑脊髓膜炎等在杭州农村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十分流行。赤脚医生对传染病的防治起到很大作用，血吸虫病即是一明例。以往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重获合法性，赤脚医生大力推广了低成本中草药（“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和中西医结合。但事实是，西医通过赤脚医生在乡村的医疗活动而普及，导致中医边缘化。换言之，赤脚医生是西医下乡的重要载体，进而改变了中国乡村的医疗体系。可见，赤脚医生是现代医学引入中国村庄的代理人，标志着一个制度化和科层化的医疗网络被根植到乡村。

　　该书颇能体现作者学识和功力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对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作者的研究之所以能与以往研究不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有口述资料，使研究可聚焦于鲜活的基层个案，揭示出赤脚医生的关系网络、人际互动与代际更迭的具体情况，并在日常医疗活动中展现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尽可能避免被报刊或官方史料牵着鼻子走。作者从2004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两次回蒋村和杭州的田野点进行调查。每当写作遇到疑问，作者还马上打电话给受访者请教。

　　二、利用“医学多元主义”和“现代性”理论辅以研究。这得益于作者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著作的大量阅读。新中国成立前，民间游医和巫医大量存在，是乡村原有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化、制度化和标准化成为中国农村医疗事业发展的连贯主题，民间游医和巫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情况充分说明，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也是有限的，观照其他的医疗方式亦有必要。

　　三、对西医成功下乡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赤脚医生都是原协助联合诊所的卫生员与“半医半农”者。至1970年，杭州地区已有11152名赤脚医生和3681个合作医疗站，覆盖面为该地区生产大队总数的83.6%。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为西医下乡打下坚实基础：一是从医学知识的传承与革新看，赤脚医生平均年龄二十出头，精力旺盛，平均受过七年左右的教育与系统的西医训练，还配有医学教育类的杂志和书籍。因此，赤脚医生可较快吸纳中西医知识，并进行日常医疗实践与传播西医知识。二是从西药的销售看，赤脚医生多次往返于药品批发处和基层大队，使西药销售网络不断向下延伸。国家还为西药实行全国定价，减轻村民用药负担。相反，中草药因种植与采摘等原因，供应不稳定。最终，村民逐渐形成西医偏好，甚至出现“吊瓶森林”现象。

　　作者认为，西医成功下乡对中国乡村医疗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使县乡二级医疗体系进一步向下延伸，确立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即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和赤脚医生的大队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能提供便捷的服务，村民更乐意前往合作医疗站看病。同时赤脚医生能介绍病人到县医院看病并免除部分费用。

　　综上，作者通过赤脚医生的视角，在较长的时段内，微观展现了西医下乡和中国乡村医疗体系转型的具体过程。随着网络就诊的兴起与普及、民众健康观的改变以及医患矛盾的频现，需加入患者视角，构建更大的理论框架重新解释中西医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可更全面地分析“宏大而漫长的中国和全球社会医疗史和公共卫生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