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古典

　　时代的车轮疾驰向前，而古典不仅未曾消逝，也并未离我们愈来愈远。面对古典遗存，我们时常觉得渺小，有时又过于自大；有时重视地过了头，也经常性地选择无视。所以问题是，今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古典？《解古通今——古文精粹摘读》（郑州大学出版社）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普及的意义，其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疏。

　　首先是对“选”的权力的敬畏和慎用。从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开始，历代选家在整理、承递、传播作品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是无处不在的。遴选什么除了时代思潮因素的影响之外，编选者的知识观和文学观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解古通今》中的一百则经典人物、故事分别采自54种典籍，其中既包括《左传》《礼记》等经学著作，《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也包含《庄子》《韩非子》等子部著作以及《柳河东集》《宋学士全集》等集部著作。《世说新语》和《资治通鉴》二书正是窥探该书思想风格的窗口。前者以人物为中心，记言玄远高雅，记事风流俊迈，传神写照，言约旨远。后者以事件为中心，叙事详明，繁简得宜，总结成败，暗寓褒贬。《解古通今》在功用上兼有二书之长，融合知人、讽世和咨政等多重价值，读者从中既可以学习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借此了解世态人情和政治社会的诡谲变幻。

　　其次是对“解”的方法的重视和讲求。古代学术史上历代对于经典的阐释绵延不绝，从传、说、诂、训到笺、注、解、疏，再到章句、索隐、正义、集解等，形成了独特而壮丽的学术景观。其中“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式，对于专业的读者，或许不必用也不常用，但对于普通的读者则十分必要。相较而言，注释是容易的，今译则是艰难的。因为注释可以有所回避，而今译则一往无前，即使是再难理解的原文，也必须给出通彻的译文来。因此，“参考译文”的难度超过“注释”，对于读者的价值也似更高一筹。

　　再次是对“通”的智慧的把握和贯彻。“会通”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别开生面，源远流长，从郑樵的《通志》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再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此外复有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等，无一不是史学经典，也无不尊奉“会通”的史学思想为圭臬。所谓“会通”思想，指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历史的发展过程穷究源流，通过历史的变化过程来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解古通今》的“通”的智慧则有异于是，虽与“会通”也有相通之处，但主要是指对于古今的贯通，即在古典中寻求当下的意义。如由张乖崖“一钱斩吏”而联想到“如今的法治社会”，由“鲁人拒邻”而自然想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由魏惠王“三人成虎”而发挥说“谣言止于智者”，均是“解古通今”的触处生春，是通的智慧的闪现。而100篇的“勤学善思”和100篇的“解读延伸”即集合了无数条智慧的闪光和支流，最后汇成了“解古通今”的大江大河。

　　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古典？《解古通今》一书的做法树立了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展读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