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学史演变的奥秘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记载了自西周穆王至春秋时期鲁悼公之间大约五百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国语》作为古代重要典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新的《国语》研究著作不断出版面世。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路的《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便是推进《国语》研究的一部新著。

　　在当前《国语》研究领域，《国语》与经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梳理。《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正是着眼于此，从经学史演变的视角，系统整理《国语》与经学的互动历史，完整呈现出《国语》与经学之间的千年纠葛。因此，这部著作不单单是对《国语》的研究，而是以《国语》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历代对《国语》的经学认知定位，探求这种认知差异背后的经学史演变，并确定历代经学边界所在，从而探寻经学史演变的奥秘，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经学是《国语》研究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三国时期韦昭在《〈国语解〉叙》中曾说：“（《国语》）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其实，《国语》的“与经艺并陈”之说并非始自韦昭，早在西汉前期，《国语》就已经埋下了日后与经学纠葛的前缘。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司马迁首次提及《国语》的作者问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随后，班彪、班固父子进一步明确左丘明既作《左传》又作《国语》。《国语》因与《左传》相同作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又被冠之以《春秋外传》，以与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相携。由此，《国语》逐渐开启了与经学的纠葛关系——或被列入经学序列，或被视为国别杂史。

　　在经今古文学之争愈演愈烈的东汉，《春秋外传》已经成为《国语》的专称，无论是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直称《国语》为《外传》，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大量引用《国语》而称“《春秋国语》曰”，都表明《国语》已彻底进入经学论述语境中。但是，《国语》与经学的关系在两汉之后充满了波折。唐代刘知几在其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将《国语》单独划为史学著作之一类，与《战国策》等书并列。清代浦起龙在注释《史通》时参以己意，更是直接冠之以“国别家”，由此有了后世《国语》乃国别史的论调。在代表清代前期官方立场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员称将《国语》归入“春秋类”是“殊为不类”，并最终归为“杂史”。纵观整个《国语》学史，经史之间的这种摇摆在历史上反复发生。

　　《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这部著作创新性地将经学的变量引入《国语》学史研究中，将《国语》置入经学史的演变历程中。在《国语》学史上，《国语》身份的变迁呈现出经学边界变动的信息，而经学的变革也会即刻反映到《国语》的时代境遇中。因此，《国语》就成为观察经学史演变的重要标志。从《国语》在各个时代的境遇变迁中，可以窥见整个经学史演变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