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心中“美术史的形状”

　　以“文明”为题的历史写作，免不了要先回应“何为文明”这一命题。范景中教授在“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上海书画出版社）第一卷的导言中提醒我们，若陷于概念的界定，可能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辩，唯有在反命题的参照下，“文明”才得以自显。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的雏形缘于一次授课尝试。应友人之邀，范景中教授第一次以线上音频的形式向听众讲述艺术的故事，修订讲稿时，又做了大量扩充。最终出版的三卷本以时段分册，但写作者无意讲述一部艺术通史，而是以“问题”为引，勾勒心中“美术史的形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景中教授就以《美术译丛》为阵地，组织译者系统性地译介西方美术史理论。回溯这段工作时，他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学术共和国”图景：“就像人类的旅行没有疆界一样，学术的整体性也不应被人为的界限隔断；就此而言，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的研究就会有所欠缺，同样，不了解西方美术史，中国美术史也很难进入美妙的境界。”这段话可谓王国维在100年前的《〈国学丛刊〉序言》所说“一学即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世纪回音。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的副标题虽是“西方美术史讲稿”，却处处能见对中国美术史问题的关怀，或观念比照，或术语对应，又或探讨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借鉴作用，穿行于中西方艺术中，启发读者思考璀璨文明的交辉互映。在上文引述的图景中，还立着一个最核心的价值：“不管是哪种美术史，它们都在历史中显示出共同的价值，那就是使我们获得了高度文化修养的那种古典文明的价值。”

　　在“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第二卷中，我们读到了一部与古典记忆密切相关的文明史，这份遗产由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共同构成。于是，最先出场的文艺复兴人物，不是鼎盛时期比肩的“文艺复兴三杰”，而是被塑造为人文学者的“通才”阿尔贝蒂与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西方“现代艺术史之父”瓦萨里，他们的创作都离不开古典学术的滋养。

　　如何处理古代遗存的记忆并非独属于艺术家的难题，“就文明史而言，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的记忆手段，就是恢复记忆链条中的缺失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形象，就深藏在遗迹中，附丽在图像上，表达在文献中。”对人文学科的发展隐忧使“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与时髦学说保持了一段审慎的距离。作者毫不讳言自己的保守立场，摘取美术史长河中的经典杰作，辅以传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分析，偶有新论，尤为警惕内容阐释与形式创作的偏离。

　　捍卫“古典文明的价值”还关乎伦理问题，即人之为人的德性教养。为达到教育广大民众的目的，莱辛、歌德、席勒等德国启蒙思想家都曾寄希望于古典文化，希望通过发挥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纯洁人性，改良社会。“bildung”（教化）一词应运而生，在德语文化中，它综合了人文思想、道德哲学、教育培养等意涵，是完善自我成长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训练和陶养。“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正是德国“bildung”传统的延续。范景中在拟定讲稿时，就把听众设想为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本科生，丛书的实际受众被寄予同等期待：有一定教育基础，自觉习得良好的教养，对美和智慧保持着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