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

　　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作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不仅没有被人遗忘，反而随着与之相关的大量新档案的解密，一些研究者正试图通过其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该事故发生的成因、苏联政府处置的具体过程以及它对苏联及冷战发展动向的深刻影响。

　　而这其中，哈佛大学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讲座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沙希利·浦洛基便通过其近著《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提出了他对该事件的观点。《经济学人》称其是“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最权威的史学作品”。而得益于浦洛基高超的叙事手法和写作技巧，《柯克斯书评》称赞该书为“一部为未来这类灾难的书写树立先例和标准的核灾难史”。

　　全书基本按照事件发展主线来搭建章节框架。具体而言，前两章着重论述核电站爆炸的具体原因。作者指出早在筹建过程中，核电站便已经问题频出，特别是由于1986年“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确立了未来五年中核电站的建设任务翻一番的目标”，核电站建设不得不大规模提速，然而现实却是它面临诸如材料供应不足、施工难度过大、机组组建存在违反技术标准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其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当时苏联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以及机构内部的无序管理，这些问题的存在亦为随后核电站爆炸埋下了伏笔。

　　紧随其后，作者将论述重点放在了苏共中央如何应对此次危机上。仅就其论调而言，虽然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也提到了一些积极负责的政府官员的表现，然而他却对苏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官员的整体表现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对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后对事故的真实状况缺少足够了解、对核泄漏可能危害的严重性缺少足够预判以及各级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等，浦洛基都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批判。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人员身亡，它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浦洛基试图通过该书重构该事件的全貌，相关论述主要安排在第五和第六两章。就其考察视角而言，作者既详细介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如何敦促苏联政府进行信息披露的内容，同时还着重向读者介绍了美苏围绕该事件在宣传战线展开攻守较量的内容。

　　此外，笔者认为该书较已有研究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浦洛基着重论述了冷战末期及后冷战时代乌克兰方面对该事件的反应，有别于传统考察该事件影响时将着眼点聚焦于苏共中央，浦洛基选择将其考察视角适当下移，重点介绍了乌克兰作家群体的表现。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后冷战时代乌克兰如何与整个国际社会进行角逐，并最终凭借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在受损的核反应堆上建好新的掩体作为筹码同国际社会进行讨价还价。

　　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围绕该事件所发生的附带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后，作为总结，浦洛基明确提出该事故的直接导火索是涡轮机测试出错，但深层原因则是苏联政治体制及核工业的一些弊端。

　　浦洛基概括提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关键的一条教训就是：“消除孤立主义带来的威胁至关重要，保持发展核项目的国家之间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