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细微之处凝神注目

　　关于作家访谈，我想到一个细节，《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记者问聂鲁达：“鸽子和吉他各自代表什么？”聂鲁达回答：“鸽子代表鸽子，吉他代表一种叫作吉他的乐器。”与作家对谈，尤其对名作家提问，许多时候都需要大量知识准备、一些提问技巧，甚至还需有被反诘的勇气。在文化记者行超的《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里，我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诚恳克制的提问立场、始终如一的审美标准、对文学伦理的关切与坚守。

　　这本书里的访谈对象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代文学现场熠熠闪光的名字，如王蒙、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阿来等；一类是正处在创作繁盛期的中青年作家，如梁鸿、徐则臣、鲁敏、葛亮、张悦然等。对于前辈作家，行超在提问中尤为关注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对于“70后”“80后”作家，她更为关注个体创作的发生学与流变史。因此这本书以媒体采访的视角，为当代文学保留了一些关乎作家创作习性与审美偏向、关乎文学现场与历史进程、关于文学与时代及人之本质关系的一个个切面。在这些切面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王蒙老而弥坚的宏阔、莫言这位“讲故事的人”的机敏、阿来对土地自然的深情、王安忆文字的洗练精准，也能看到梁鸿如何在书写中与故乡和解，周晓枫如何以写作实现对生活的突围，葛亮如何将漂泊行旅的“他城”建构为文学的“我城”，诸如此类。对不同作家，行超都秉持在场的精神，时而隐现，时而发声，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内在激情召唤访谈对象，于是作家们纷纷向她敞开心扉，谈论人生、创作、历史、自我，也对自身创作中习焉不察之处进行审视与回顾。这样诚挚的交流，让那些曾在作品中打动人的品质再度浮现，文学的历史性、在场感、鲜活性此刻并存为一体，这就是这本访谈录所展现出的动人时刻。

　　这本访谈录尤为难得的一点是，行超的提问最终都让作家在谈论中重返自身、重返文学的河流，作家们也借她之问重新回顾、定义，甚至校准自己与文学的关系，因此这本访谈录中的“金句”格外丰富，比如，阿来谈论自己的文学观：“我的每一部作品不是想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而是我对于自己心中迷惑的解答。所以文学也是一个自己认知世界、认知现实、认知历史的工具。”周晓枫谈论写作的突围：“写作要一次次逼迫自己走到极限，才能把原来的直径变为半径，才能从新的原点出发画出更大的弧。”

　　文学气质与人的精神性格相关，行超的文字世界里有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刚健笃实。得益于雄奇壮阔的太行山的滋养，她的文风有一种辽阔和质拙，这份“拙”，其实就是“记事、析理”的简约平直，有其深刻的文化根脉。无论是从重返90年代的日常生活书写到对当下青年创作的诸种问题探讨，抑或从回乡记的散文里凝视故土与亲人，她的文章就事论事，对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正面强攻”，而在文学访谈和散文中则轻盈、自由又深情，一边回顾文学的精神来路，一边追问文学与时代之中的人的具体而微的关系。作为读者，行超的文字，打动我的从来都是一种凝视感——对时间的凝视，对文学细微之处凝神屏息注目。因这份持久的凝视和注目，她更为在意文本背后那些永恒而确定性的存在。

　　（《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 行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