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班氏撰史之旨 剖历代专学之风

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主编：李振宏　出版单位：济南出版社

　　《汉书》开创了中国古代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元典。唐代史家刘知几评价《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得益于以上特点，《汉书》历代正史撰者奉为准的。较之于史学工作者，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对这样一部记载了汉代大一统皇朝的史学著作也显得偏爱有加，三国时期孙权曾寻访名士以教授太子孙登习读《汉书》；隋唐之际的大英雄李密曾将《汉书》挂于牛角之上便于途中取阅；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认为不读《汉书》则“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清人缪烜面对挫折环境下的漫漫长夜，写下“笑他浊酒瓶长罄，雨冷灯微读《汉书》”的诗句。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汉书》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史著？而历代读者又由研读《汉书》寄托了怎样的期待？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撰写的“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之一，《〈汉书〉学术史》2022年11月面世。作为在“学术著作、大众阅读”为指导原则下撰写的学术史专书，作者以通俗而严谨的文风向对《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有兴趣的读者比较全面地呈现出《汉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流变，同时也对学术界研究者以多重视角审视《汉书》颇有裨益。

　　首先，《〈汉书〉学术史》前两章“《汉书》的形成”与“《汉书》的结构与史学意

　　义”，即为广大读者解决“《汉书》是一部怎样的史著”这一问题。作者行文在通俗性与学术性之间取得平衡，大致以时间线索，揭示了促发《汉书》成书的各方面要素，即撰写《汉书》的直接原因、《汉书》与《史记》的密切关系，以及数十年间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分别在《汉书》撰写、传布过程中的相关成绩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考镜源流，从史学史角度剖析《汉书》断汉为史的撰述旨趣，揭示《汉书》在确立纪传体断代史的史书体裁、发展列传这一史书体例、史料采择与历史文学方面的史学功绩。作者在阐明《汉书》的结构与史学意义时，不囿于《汉书》自身，更注重《史记》传布后，东汉“古文经学与史学发展”等时代背景下，以班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在《汉书》编撰过程中的个人际遇与学术风格。由此，有血有肉的《汉书》著者形象与《汉书》鲜明的史学特点得以根植于读者心中，这是这样一部学术史能够继续充分展开的先决条件。

　　其次，作者宏观把握《汉书》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尤其是梳理各个时期“《汉书》学”的学术风格，详尽回答了“历代读者由研读《汉书》寄托了怎样的期待”这一问题。《汉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为世人所重，而至隋唐之际，一些精于《汉书》的学人涌现出来，“汉书学”随之兴起，成为当时的“显学”，《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甚至“传者甚微”。有关“汉书学”的表述在正史中出现最早见于《隋书》：“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至晚于《新唐书》中，则明确提到了唐代“《汉书》学大兴”。这一专门学术之风的兴盛，使“《汉书》学”的流变成为《汉书》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主题。笔者以为，倘若将《〈汉书〉学术史》第三章“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书》的研究与流传”视作是“《汉书》学”萌发阶段，那么全书第四至第八章，分别以隋唐、宋、明清、近代、现当代的“《汉书》学”为章题，则对应了“《汉书》学”在古代的兴盛、延续、嬗变，至近代《汉书》研究话语体系的转向、现当代“《汉书》学”的系统性、理论性特质这一总体进程。《〈汉书〉学术史》以纵向发展的时间进度，总结《汉书》学术史的6个历史阶段，全面阐发了《汉书》自成书以后的学术研究概况与趋势，而对其中每一时期学术风格的精准把握，则呈现出“《汉书》学”的不同面相，尤其是书中所提及的诸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书》与文学的关联”、隋唐时期“敦煌的《汉书》写本”“域外的《汉书》传播”、宋代的《汉书》刻本等具体问题，都是在传统学术史视野下较易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为想要进一步深入研读《汉书》的读者描摹了更为壮丽广阔的学术图景。

　　最后，在全面呈现《汉书》学术史的基础上，得益于本书作者对前四史有专精的见解，面对当前学术界《汉书》研究存在的困境可谓心有戚戚焉，进而提出对当代“《汉书》学”的期待。《〈汉书〉学术史》尾章“千年回眸与历史展望”明确揭示了中国古代研究与运用《汉书》的3个目标：一是历代学人为通晓《汉书》而注音释义，二是政治统治方面以《汉书》所记历史经验辅助当代政治实践，三是历朝史家仿照《汉书》体例修撰皇朝史。以上3个方面，可以说是《汉书》学术史能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保持活力的内在动因，也是对古今中外不同身份的《汉书》读者由这部巨著所产生多种期待的精当总结。伴随以上3个目标，作者进一步揭示“《汉书》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长期呈现出以“史文”“史事”“史例”为主的3种样貌，进而以中国近代以来学术范式改易的视角看待《汉书》学术史的演变，指出近代“《汉书》学”已呈现出“史例”方面动摇、“史文”“史事”方面的研究遇冷的局面。《〈汉书〉学术史》的梳理与总结，使我们看到了现当代“《汉书》学”的丰富成绩，而“《汉书》作为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确立的名著，拿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又是很不够的。”作者认为“《汉书》学”所遭遇的困境，也恰恰是历史学者的困境，更凸显出作者希望以会通的视野、保持广博涉猎的基础上，从探索、解决具体历史问题出发以推动当代“《汉书》学”的愿望。这些努力方向，既对相关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化《汉书》研究、拓展“《汉书》学”范畴提供了新的路径。

　　《汉书》刊布以来，由于其极强的可读性，历代人往往将《汉书》所载历史情况视作品味历史故事，甚至娱乐消遣的来源。宋代著名“《汉书》学”者刘敞就以《汉书》所记官制情况撰《汉官仪》以供时人博弈娱乐之用，元代的讲史话本《前汉书平话》作为仅存的五种平话之一流传至今，明清时期由《汉书》内容汲取养料的戏剧、小说更不胜枚举。这正是自古以来，人们喜读《汉书》的最直接原因。相信曲柄睿所撰《〈汉书〉学术史》的问世，能够使更多当代读者捡拾起对这部被誉为“万世不祧之宗”的《汉书》的更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