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录而知旨 观目而悉词

　　由潘斌所著的《〈礼记〉学术史》近日正式出版，该书是《礼记》学研究领域乃至礼学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于前者而言，此书较好地契合了丛书主旨，深刻揭示了元典著作被不断阐述、返本开新的时代内涵，以学术性和可读性并重的方式呈现出特定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精神思想轨迹；于后者而言，此书既是一部关于《礼记》研究的通史，又是一部《礼记》的学术史，在“纵贯”与“横截”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呈现出底蕴与质感俱显、史料与思辨并重的整体风格，由此生发出的多重价值，值得学术界予以及时关注。

　　《〈礼记〉学术史》的首要价值，在于其“时贯古今”与“会通之旨”之追求。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史论中，始终存在着断代与通史孰优孰劣之争，主张前者的如刘知几，在《六家》篇中将《史记》与《汉书》分体并立，并推崇《汉书》断代为史“言皆精练，事甚该密”的优势；持论后者的如郑樵、马端临，郑樵对《史记》开创的通史体例褒扬有加，认为“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马端临也以为，“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章学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通史的体例“其便有六”“其长有二”“其弊有三”，较为全面公允地评析了通史体例。客观地说，通史与断代，本无抽象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如何选择运用，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作者自身对记载、讲述对象的认识与把握。该书作为《礼记》学的通史研究著作，更多地呈现出“时贯古今”与“会通之旨”之追求，这也是对《礼记》学自身特点的自觉契合。具体来说，《礼记》学源远流长，自两汉至当代连绵起伏、不绝如缕，特别是在晚清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始终占据着同时代学术研究的重要位置；同时，作为《礼记》学的核心，“礼”既是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又有着众多的面向，可以是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归属于礼教的范畴，还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息息相关，曾国藩曾言：“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故此，从更为持续连贯的历史视野下，从文献学、经学史、思想史融会贯通的学术范式中对《礼记》学考察研究，显然更具慧眼匠心。

　　其次是《〈礼记〉学术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特质。儒家学术，似可大体划分为经学、玄学、理学、朴学、西学各时代，不同时代均积淀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学术精神”，类似四库馆臣所总结的，“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而《礼记》作为儒家重要经典及礼学重要源头，对《礼记》的诠释、接受也因各时代学术精神之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故此颇有聚讼纷纭之难。如唐《礼记正义·序》论及此前的《礼记》学，就曾直言“去圣逾远，异端渐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如果再加上之后的宋元明清等朝《礼记》学的流变，更是显得庞杂无比。但在读潘斌此书时，却能直观地感受到其对历代《礼记》学“变”与“不变”之间有着明晰有力地把握，本应是极为庞杂的研究对象，却呈现出“剖析条流，各有其部”的阅读感观。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对《礼记》学术史的分期断定，通过汉唐、宋元明、清与20世纪4段划分法及其《礼记》学特色的概括，既与前代经学大师刘师培、皮锡瑞等对经学的分期遥相呼应，又较为客观地还原了时代与学术演变的轨迹；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其对学术史这一融会贯通的学术范式的娴熟运用，较好地规避了近代以来分学科而治的叙述之短，针对《礼记》学术史的不同分期特点进行了不同侧重的书写，如汉唐期侧重于以文献人物为中心，宋元明期侧重于以思想体系为中心，清代侧重于以学派为中心，20世纪则侧重以问题为中心，呈现出了《礼记》学术史的“系统总体性”与“原生有机性”。

　　再次是《〈礼记〉学术史》由博返约、取精用宏之体例。一则是文献搜集层面的广博，一些尚未得到整理和辑佚的重要《礼记》学文献，均被纳入该书的研究视野当中，如张载的《礼记说》、王安石的《礼记发明》、卢植的《礼记解话》、王肃的《礼记注》，并得到了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估；一些学界目前尚缺乏研究的《礼记》学名著也被予以足够的关注与发掘，如吴澄的《礼记集言》、明官方修纂的《礼记大全》、王夫之的《礼记章句》、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朱彬的《礼记训纂》等，极大地丰富了《礼记》学术史的文献谱系；再则是对《礼记》学文体与《礼记》单篇的敏锐关注，如将南北朝时期的《礼记》义疏文献分为讲疏体和注疏体两大类，将宋代专著专论《礼记》学文献分为“义理类”和“义理考据类”两大类，将清代的《礼记》学文献分为“传说类”“单篇类”“专题类”“文字音义类”并以“传说类”为主体，据此以考察同期《礼记》学；对《礼记》中的一些单篇，比如《大学》《中庸》与宋明理学，《礼运》《王制》等与晚清今文经学，则直接将其放到经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如通过对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中《曲礼上》《檀弓上》《王制》征引诸家解义数量的细致统计，最终论定清代学者在治《礼记》时对前人之解义的态度是择善而从的，“在《礼记》诠释中无所谓汉宋”。

　　最后是该书通篇纲目明晰、合理周密的章节安排。全书首章总述《礼记》学术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如《礼记》的作者和成书、《礼记》单篇的成篇时代和分类、《礼记》与《仪礼》的关系、《礼记》思想、《礼记》的版本流传等，有助于帮助读者也能借此快速建立起对《礼记》学乃至《礼记》本经的整体理解；后续各章则大致遵循先概述各期《礼记》学特点，再继以文献举要，再论及《礼记》与同期各重要时代思潮、政治导向之互动这样的章节安排，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将对历代经学家的《礼记》学文本、思想等微观考察，和时代背景下的中观辨析，及对历代《礼记》学的特点、价值和意义宏观归纳最终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举重若轻、浑然周密的整体阅读感观，而这与潘斌深厚的学养功力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完成《宋代<礼记>学研究》等多部研究精品之后，潘斌仍始终坚持对《礼记》学的不懈研究，多年如一日继续深耕学术，此书也是厚积薄发的新收获，对学界专业人士极具参考价值，对希冀全面了解《礼记》学的读者群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便利。

　　《〈礼记〉学术史》的开拓之功，尤为可贵，非上述四端所能尽述，当然，在某些细节上，以笔者愚见蠡测，似亦可进一步改进。如，在介绍清代《礼记》学文献时，虽然也提到了《五礼通考》《礼书纲目》《三礼通释》等皆有关于《礼记》的内容，属于广义范畴的《礼记》学文献，但在后续章节中并未予以过多的关注和介绍，这其中可能有篇幅、主旨等方面的考量，但从清代更为注重“三礼学”之间的融会贯通这一学术发展趋势来看，上述“广义文献”似应占有更多的篇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潘斌此书立意之高卓、视野之开阔、学养之深厚，必将为学界研究和经典文化普及贡献广泛的价值，具体则当留待于各位读者和研究者来自行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