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法治之学 究商子之道

　　《商君书》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作，是中华元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特别是晚清以来，《商君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2022年，由济南出版社策划、李振宏总主编的“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第一辑发行，其中就包括叶凡与王彦辉合著的《〈商君书〉学术史》。该书主体内容共分6章，依次是“《商君书》的成书与流传”“《商君书》的内容与思想”“儒学独尊时代对《商君书》的‘阳违阴奉’”“民国时期《商君书》思想研究的新发展”“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前的《商君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商君书》研究”。前两章介绍了《商君书》的基本面貌——成书与流传情况及其思想内容，后4章非常系统地总结了两千年来《商君书》研究的学术史。笔者以为，该书的特色与价值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以时间为经、问题为纬，从纵横两个方面梳理了两千年来《商君书》研究的学术史。作者将《商君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4个时段，并精要概括了各阶段《商君书》研究的样态：古代中国对其著录、校释与辨伪，民国时期对其文本辨释与思想开掘，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一度沉寂一度热捧，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拓展与深化。这种划分与概括不仅准确反映了《商君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也鲜明地突出了不同阶段《商君书》研究的总体特征。具体到不同时段，作者又根据该时段《商君书》研究的实际状况灵活采取相应的叙述手法。第三章梳理古代《商君书》的研读史依然采取时间顺序，下设“法家《商君》”“《商君书》与《商子》”“真伪殆未可知”“早期的《商君书》校释”4节，分别对应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如此安排，正好凸显古人对《商君书》的阅读与认识经历了贴法家标签、称名《商君书》与《商子》、辨别真伪、校释等几个重大的节点。第五章对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前《商君书》研究的综述同样采取时间顺序，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这也贴合了该时期《商君书》研究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情势的影响下走向沉寂与热捧的两个极端。第四章民国时期和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则采取专题的形式，围绕《商君书》文本与思想两个核心论题，分门别类地总结、概述了《商君书》研究的成果及观点。这既契合当前学术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突出问题意识的基本要求，也较为清晰地展示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商君书》的主要内容。

　　其二，既有时代背景的交代，也有具体问题的评议。一定历史时期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形态与特征，一方面是学科与学术自身内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商君书〉学术史》在综述每一阶段的《商君书》研究成果前，都会或繁或简地交代这一时期与《商君书》研究密切相关的时代背景。书中指出，古代因为儒学独尊加之商鞅所背负的恶名，导致《商君书》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治之者鲜。民国时期社会观念与体制的剧变，特别是商鞅形象的扭转、西方法制理念的传播、保存国粹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现代学术体系的引入等，开启了《商君书》科学研究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商君书》研究则深受意识形态与政治情势的裹挟，经历了沉寂到热捧的起落。改革开放以来，“双百”方针的恢复与贯彻、海外学术思潮的涌入、传统文化的复兴，推动《商君书》研究走向全面拓展与深化。上述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与总结，基本抓住了相应时段《商君书》研究的外在因素，使读者大体明白各个时段《商君书》研究何以呈现如此样态。此外，书中在综述具体的研究论题时，都是述评结合，遵循先归纳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及观点再由作者给予评议的体例。这些评议长短不拘，既有对具体意见的裁断与辨正，也有对切入视角、认识路径、学术理路的分析与揭示，还有对研究方法之得失的衡量。

　　其三，搜集古代《商君书》阅读与评论的文献用力颇勤。当前已出版的《商君书》研究专著或以之作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不在少数，出于学术规范的要求，它们在引言或绪论中都会回顾《商君书》研究的学术史。但限于目力与时间，基本都是详今略古，对古代《商君书》研究情况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成书、流传、校释与辨伪等方面。《〈商君书〉学术史》不仅在第一章简要梳理了《商君书》的成书与流传情况，而且在第三章尽可能详尽地呈现了古人对《商君书》的阅读，特别是唐宋以来论者对书中相关政策、主张、思想的评论。虽然内容并不多，甚或只有零散的只字片语，也一定还有遗漏，但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古人阅读《商君书》的材料，也加深了我们对《商君书》在古代备受冷遇之境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