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学兼东西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曾雄生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久保辉幸的新书《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秉承罗桂环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博物学研究文丛”这套书的一贯风格，该书从宋人赵师秀《送沈庄可》诗中选取“与花方作谱”一句作为书名。书中重点对宋代的牡丹谱、芍药谱、菊花谱、梅花谱、兰花谱、海棠谱、琼花谱和玉蕊及综合性的花卉谱录做了研究，内容包括花谱作者的经历、相关的学术圈、思想背景，以便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撰写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同时为了正确分析各部宋代植物谱录的发展脉络，该书还对包括宋代已佚谱录在内的各种植物谱录进行文献学考察，并厘清不同版本谱录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现存最可靠的版本。

　　然而，花谱只是植物谱录中的一部分。本书副书名为“宋代植物谱录循迹”，却也同时对宋及宋以前植物谱录类文献进行了梳理。久保君通过文献学调查得知，自上古至宋代的植物谱录至少有101部。这101部植物谱录中包括宋代以前戴凯之等撰著的2部《竹谱》、陆羽的《茶经》、毛文锡的《茶谱》和《平泉山居草木记》等14部植物谱录，以及宋代大约320年间涌现的至少87部植物谱录。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植物谱录的特点，作者除了考察这些植物谱录，还对伪书等存疑书及收载植物的方物志、酒书等20种文献同样进行了考证。本书所考证的书籍共121部以上。本书最后的章节还从植物谱录中的科技成就，园林、花卉产业，绘画、插花等与植物谱录的关系、植物谱录中的学术思想及宋代植物谱录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植物谱录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探索。因而，本书实际上也是一部以植物谱录为中心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毋庸置疑，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植物谱录最为恢宏的著作。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久保君较为完整的学术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日本人，他先后在大阪府立大学学习植物分类学，在茨城大学学习本草学、训诂学等知识并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生物学史家罗桂环教授。后又赴英国剑桥、英国爱丁堡、德国马普等地访学。这样的求学经历使他具备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久保君试图弥合东西方学术的鸿沟，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学术对话。比如，在考察中国古代生物学与中国传统艺术史的互动关系时，他参考欧洲学者的着眼点和分析方法，考察了绘画与谱录乃至植物学的关系。在研究宋代植物谱录的同时，他平行地关注到当时埃及、西亚以及欧洲等动植物学发展的历史。

　　就本书主题――宋代植物谱录而言，久保君译介了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冈大路等人的相关评论，并成为他研究的立论基础。书中还大量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而来自中国古籍，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所收藏的以植物为主题的美术作品的插入，也为本书增色不少。广收博采，兼容并蓄，使本书成为一本学兼东西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