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缓流淌出中国文化的未来形态

　　□张露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05年，在为新学青年量身定做的修身指南《德育鉴》一书的题词页上，梁启超写下了曾国藩的这句话。《德育鉴》精选出先秦至明清65位先儒421条德育修身的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6篇，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

　　梁启超此前在政治上力倡“民主”“共和”，在思想上主张“发明新道德”，但为何一摒此前观念，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的“旧道德”，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从1903年到晚清帝制覆灭，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又为何将救国之责瞩望于少数人身上？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梁启超的修身理念还合时宜吗？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在其新作《德教释疑》（译林出版社）中，对梁启超德育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作者在本书伊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梁启超的“善变”。有学者详细地统计过，在其仅有的50多年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就有“十变”。但是这种“善变”是梁启超主动追求的结果，是他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的自我纠错。而这一关键的触媒，就是1903年的那趟美洲之行。也正是在这趟旅途中，他从“新派人士”的行为做派中醒悟到了“旧道德”的重要性。梁启超由此写下了充满激愤之情的话语：“近今新党共事多不能久者，蔽率坐是。”因此也可以理解，梁启超为何特地将曾国藩之名言写于《德育鉴》的题词页之上，这是他对当时青年的深切期望：恢宏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本原之学，培养伟大人格，并担当救国救民之责。

　　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旧道德”并非完全背离初心，而是在继续“道德重建”工作。“旧道德”被巧妙地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此前，梁启超对“国民病”的主要诊断，建立在“公德心”的普遍缺乏上。他把中国“旧道德”归于“私德”，认为《论语》《孟子》所教授“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作者指出，作为一位顺利考取过功名、熟谙儒家经典的书生，梁启超本人未尝不知，只要回归中国文明的自身语境，儒学价值就从来不只是私人性的。与其说他在返求“旧道德”，倒不如说是在重回道德本心，寄希望于在故有的美德的基础上，去建立“融会中西之长的、足以长治久安的社会”。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梁启超的修身理念是否合时宜？作者认为，如今中国本土文化受到西方的剧烈冲击，人们正受到“传统丧失”的报复。然而，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仍然具有活力，是修复道德的一剂良药。《德教释疑》一书最重要的意义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中国文化重要的特征，即有一套作为其基调和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千百年里不间断地被接续研讨和讲谈。梁启超的《德育鉴》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贯穿文明始终的“接着讲”和“对着讲”的进程。刘东的《德教释疑》一书接续《德育鉴》，是后人的“接着讲”与进一步的延伸。

　　梁启超选编的《德育鉴》原有1篇例言和6章正文，共7个部分。《德教释疑》为各章分别撰写了2篇“题解”，直面14个儒学难题，联系当下特定的复杂语境，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而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德教释疑》缘起于《德育鉴》，却又不囿于梁公义理，围绕着儒家的“德教”自成一体地从头梳理儒学的思想体系，并在与古人、与西学对话中，在相互理解中，达成重叠的意识。《德教释疑》也正是在不断地研讨与讲谈之中，缓缓流淌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乃至其未来形态。

　　作为《德育鉴》的补充与阐发，《德教释疑》这部集长期以来对学理和现实思考之大成的重要著作，既汲取了梁启超从《新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也重返孔子早在轴心时代就已提出的最独特且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激活了儒家思想在当下的公共价值。对于想要重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道德自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既可以提供根治功利主义弥漫的弊端的途径，也可以作为青年进一步修身治心的良好指南。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