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城市化规律

　　2015年，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诗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37年后召开的第四次同时也是“升格”了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第一句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中国1949年后的城市化，主要经历了前30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后30年的经济型城市化。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一方面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矛盾，强调了顺应城市发展“自然历史进程”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明确了“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揭示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必定是以城市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句是“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城市群、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不断崛起，“城市中国”已蔚然可观。尽管37年没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但以2013年中央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等为代表的各种全国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颁布、资源资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进，实际上一直高频率、快节奏、目不暇接地推进着。而此时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既是着眼于对中国城乡发展大局的总体重构，也是国家城市化已有理念、政策、战略、规划的集大成。

　　这集中体现在会议从“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出发，以“五大层面与领域”和“十五大因素与关系”为主体形态，首次为新型城镇化描绘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架：一是在“城市工作”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二是在“系统性”上“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三是在“发展持续性”上“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四是在“宜居性”上“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五是在“积极性”上“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而按照“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原理，这可以说是为应对目前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和“城乡不协调”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

　　第三句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建设及相关领域，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方法和标准。其“功”在于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和现代化，其“过”则在于由此形成了对西方的理论依赖、方法依赖和价值依赖。

　　西方城市理论与方法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中国“了解窄”，二是“了解浅”。这是很多西方理论在西方讲得通、行得通，但在中国实践中往往变形、变质的根源。一个1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个10亿人的国家同样的城市问题和需求，在形态和机制上的复杂性以及在应对处理时需要组织、动用、管理的资源与人力，是绝对不可以按照1：10这种简单类比思维来设计和配置的。

　　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通过理论创新从中国现实中寻找到中国城市化的真理和规律，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城市中国之道》 刘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