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报道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策略

　　在政法新闻的报道中，关于涉未成年人案件报道是一项重点内容。未成年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报道时，需在尊重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予以这一群体必要的关怀与照顾。

　　关注隐私保护，把握报道尺度

　　在报道关于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时要注意隐私保护，不得过度披露当事人的隐私，否则会使涉罪未成年人出现严重的羞耻感，影响其后续回归社会。在报道时需要坚持“审慎”原则，把握好报道的尺度，将报道的重点置于引导和教育上，发挥出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叙事内容方面需对犯罪细节以及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模糊处理，科学选择素材，既要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事实，也要提出解决方案，发挥出警示作用。

　　以“刘学州寻亲事件”系列报道为例，个别媒体在报道时出现了过度挖掘当事人隐私、采用单方信源等问题。从这类事件的报道来看，报道时需要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不得过分解读，而应以具体的议题出发为公众提供普法教育，引出公共性话题，如“怎样为未成年人提供正确的心理辅导”“如何建立科学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等。总之，作为媒体，必须要坚守初心与使命，把握好报道的尺度。

　　组织公正报道，不得夸大事实

　　进入融媒体时代后，媒体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这也导致一些政法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娱乐化倾向问题。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在报道关于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时需客观揭露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不得将自己的主观评价代入报道，需从中立、客观的角度出发。有的新闻媒体报道时过分描述犯罪细节，不仅违背了新闻媒体的主流价值，也会使社会对涉罪未成年人产生歧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在报道时需要关注新闻伦理，回归新闻报道本源，不得带有主观方面的倾向，更不能刻意夸大事实、渲染犯罪场面，不能进行哗众取宠的报道，不得使用评价式、定性式的报道话语，也不能出现“问题少年”“无教养”“不良少年”“坏孩子”等话语。

　　以2025年1月4日的《检察日报》为例，其在报道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采用了故事模式、新闻模式、警示模式结合的叙事方式：“小谭将他人停放在车库的燃油摩托车盗走”“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劳动研学实践、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引导等服务，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小谭将在湿地公园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务”……

　　报道通过多种叙事模式的结合，不仅剖析了案件真相，也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功效，充分发挥出了媒体的正面宣传、舆论引导作用。

　　增加叙事主体，优化叙事策略

　　政法新闻报道也需坚持“内容为王”，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当前，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作为新闻工作者，需从报道的深度方面下功夫，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一方面，针对未成年人涉罪内容的报道需引入多元化的叙事主体，可从案件当事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知情人、专家学者等多个角度进行叙述，为受众提供丰富、全面的新闻信息，这也能够对新闻内容展开深入化、多角度的报道，使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另一方面，需从多种叙事视角来阐述，使叙事更加清晰、吸引人。如在报道时也采用倒金字塔叙事形式，用简洁直观的方式为受众介绍案件基本信息，迅速吸引受众，在后续报道中再根据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不断补充，丰富报道的整体脉络。

　　2024年初，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山西一家媒体报道这起案件的手法就颇为得当。首先，对涉罪少年作化名处理，不透露身份信息，如：“独自在省城的小辉”。其次，淡化作案过程和手段，最后，着重报道“检察力量帮助‘迷路’孩子回家过年”，详细讲述检察机关耐心沟通帮助少年打开心结、心理疏导助力重拾生活信心、委托专业人士对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报道通过多种叙事模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出了正面宣传作用，不仅剖析了案件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

　　坚守法治精神，坚持无罪推定

　　政法新闻的报道也必须要坚守法律底线。从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报道来看，信息的过度披露多出现在侦查环节，但这一阶段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明确，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犯罪行为还是待定的，对于政法新闻媒体而言，报道时必须要坚守法治精神，坚守底线原则，避免出现“越位”行为。在报道时还需要坚持无罪推定，所选择的素材应当由侦查机关提供。另外，新闻工作者还需从全面化的视角看待问题，严格把好报道尺度，不能在侦查阶段就主观将人、案相连，需要将报道重心后移，拥有更多确切素材，有效降低报道侵权风险。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备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入融媒体时代后，新闻传播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新闻传播速度显著加快，有的媒体为了提高点击率、抢占流量，未把握好未成年人案件报道的尺度，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主流新闻媒体需要坚守初心，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报道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关注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切实发挥此类报道的正向教育作用。

　　（作者单位：太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