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下乡之后

　　相较于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下乡等措施，数字媒介下乡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也是整个社会转型能否同步，能否获得传受关系总体提升的关键一环。

　　走进乡村就会发现，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直播短视频、多种涉农智能化服务平台，已经将媒介的数字化具身到乡村生活之体，成为激发乡村产生内生动力的有力杠杆。

　　数字时代的制度供给，使得传统的信息鸿沟弥合有了依托，乡村获得了在同一场景下知晓权利义务及铲平观念障碍的条件。人的精神解放带来活力迸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隔绝渐次消除，这种广义的文化赋权，是过去我们运用纸质出版物难以达到的，因此对乡村振兴具有战略意义，凡我同侪皆应尽力推进之。

　　城乡融合给信息传播业带来的机遇，可以说随着数字媒介的下乡成为巨大现实。认知盈余的城市知识圈，在扩散的实践中往往受到交通、成本、习惯的阻隔，而通过数字媒介，能找到解决知识悬浮的落脚基点，而且是精准化的甚至是一对一的传递途径。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字媒介桥梁，连接起科研院所与农家小院；实验室与大棚、大地的信息密接产生出巨大效益，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数字媒介下乡的功能，并不是用一个空载的平台就能解决的。充实的内容、便捷的服务、适配的圈层设计，这些都要对应乡村存在的情感、信息与财富的互联需求，以解决发展缓慢及治理环节薄弱问题。要使普惠的数字化红利充分发放，数字媒介服务的重点是“连接”。

　　鉴于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离土村民成为一个漂泊于城市的特殊群体，他们与乡村的联系，有赖于数字媒介提供的跨越城乡的公共空间，既要延续原有乡村身份认同，又要建立城市新住民的身份建构。分散在不同空间的离土村民，对于故乡与打工地的双重知情权、参与权，只有通过合适的虚拟空间才可能实时保持。这就好像把分散的原子化的村民群体，聚集成为网络公共空间，实现了乡土公共性的重建。

　　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程中，数字媒介的主体是跨界生存的，当然有传统媒体走融合之路创造出的地位。就内容创造而言，要改变传统的“我传你看”模式，向着“平等互哺”的方向发展。一些乡村特有的娱乐化、亲身化、主体化叙事，承载着丰富的转型时代文化符号，蕴藏着深刻的伦理迭变因素，想从中发现新闻报道线索，或是出版选题，抑或是碎片式的微视频、微电影、元宇宙题材，乡村都是前沿的、鲜活的采集领地。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地理源头，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将作为国家民族延续的基因库长期存在。随着数字媒介的下乡，现代潮流元素与乡村文化的融合有了适配的平台，可以产生大量的衍生内容，用以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一些头部媒介已实现了年产10亿“三农”视频，获赞530亿次。这些硬核的数字说明了什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