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智能:

出版社做大模型:从垂直优势领域切入

作者:本报记者 朱子钰 见习记者 闫昕毓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9-22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着出版的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给行业带来了极大的效率提升与无限的想象空间。其中,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引擎,在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展知识服务边界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那么,大模型如何赋能出版行业?用好大模型的关键在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走进北京信工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特智能)进行了采访。

  发掘新业态

  深挖内容价值

  如今,大模型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辅助生产的工具,而是正在成为能够自主生成、理解和决策的“新主体”。“大模型已经从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升级为了参与创意、承担工作的‘智能同事’。”北京信工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吉晶告诉记者。

  作为关注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博特智能解决方案已应用于新华社、中南传媒等权威媒体及出版机构。在与中南传媒的合作过程中,博特智能相关产品的应用产生了较高的价值。据统计,其让基础审校工作时长缩短了50%以上,编辑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与作者的沟通、内容策划等工作之中。

  对于出版业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吉晶认为,出版行业想要实现华丽转身,关键在于发掘新形态与新业态,将大模型的优势与出版业的能力相结合,产生实实在在的销售收益。比如,大模型的应用可聚焦于创意与策划阶段、内容生产与翻译阶段、审校阶段、知识服务阶段。

  “出版社应找到自己最强的一个垂直类别,修建‘数据护城河’。”吉晶提到,大模型建立的前置必要条件是要有语料库,高质量的、结构化的、版权清晰的专业语料库对大模型的建立意义重大,而出版社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历经多年发展,积攒了大量优质内容,天然具备构建高质量语料库的优势,可以将这些内容进行数字化、知识化。所以,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背景下,语料库是出版社的核心资产。

  打好可信基座

  拉紧安全防线

  如今,出版行业已经掀起了自研大模型的浪潮,那么,出版业用好大模型的关键在哪?吉晶认为,可控与融合是两大核心,只有建立在安全、可信基座上的智能化,才是出版业真正需要的。“大模型必须安全可靠。此外,大模型的建立并不是要取代编辑,而是提倡人机协同。”吉晶说。

  大模型发展为出版业转型带来更多新可能,但其中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博特智能大模型安全专家吴思便提醒道,大模型的应用可能涉及法律合规风险、道德伦理风险等安全风险。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出版行业大模型存在一定的安全治理缺失情况。

  针对出版行业大模型安全治理需求,博特智能推出了大模型安全治理平台。“我们的探索源于出版场景的真实需求——既要对安全隐患严防死守,又不能‘错杀’优质内容。”吴思介绍,博特智能致力于为出版业打造一个“内容安全超脑系统”,大模型安全治理平台就是一个完整的大模型内容安全防护体系,包含涉及提示词和回答的内容围栏系统、基于意识形态安全加固大模型的替答系统及大模型测评平台。其构建了涵盖安全评测、安全防护及安全加固的三大安全基石,实现闭环治理,打造安全防护利剑。

  认准优势领域

  做好长期规划

  如今,出版行业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每家出版社的情况与优势各有不同,针对自身条件,该如何把握好大模型发展这一重要趋势?对此,吉晶建议,出版社应该坚持“小切口,深挖掘”,不提倡一开始就做“全科模型”,应该从最有优势的垂直领域切入。比如科技类的出版社,可以尝试做“科学知识问答大模型”;法律类的出版社可以尝试做“法条检索与案例推理模型”;古籍类的出版社可以推出能断句、标点、翻译的古籍整理与释义大模型。

  “从最有优势的垂直领域切入,推出的大模型实用性会更强,成功概率会更高。”吉晶提到,大模型的投入应关注投入产出比。自研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成本极高,要思考清楚商业模式。因此,“出版社+技术公司”的联合模式值得提倡。技术公司可以提供模型底座、安全能力和工程化落地支持;出版社则提供专业领域知识、数据和应用场景。“各展所长才是快速推动行业智能化的最优路径。”吉晶说。

  未来,大模型赋能出版业,应该形成何种路径?基于大量的落地实践,吉晶给出了“三步方略”。

  “短期路径,即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要做好工具化嵌入,将大模型能力封装成解决痛点的工具,如智能审校工具、选题策划助手等,快速融入现有工作流,让编辑们先用起来,产生效果。”吉晶认为,中期路径是要在一到三年内,关注平台化赋能,打造出版行业级的智能中台。这个中台不仅要提供各种AI能力,更要能够打通出版社内部的数据孤岛,将散落的稿件、用户数据变成可被模型调用的知识资产。“长期路径是三到五年内,能够实现生态化共生的发展模式。通过构建开放的知识价值网络,将作者、出版社、技术公司、读者链接在一起。”吉晶预测,届时整个出版产业的运行效率和商业模式都将被重构,出版机构要做好从“销售纸质书”全面迈向“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的转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