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里的那一份“冷”营生

　　1970年代中后期，读初中的那几年暑假，我卖过冰棒（冰棍）。

　　冰棒由县食品厂生产，全县独此一家。全县有十几个乡镇，30多万人口。县城虽比较“袖珍”，但人口也有几万之众，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冰棒市场。卖冰棒自然也就是夏天比较好的生意了。

　　时值计划经济时代。一开始，食品厂牢牢把住冰棒产销规模，产品只让厂里职工按计划领取去市场销售。架不住天气炎热，老百姓对降温食品需求量逐步增大。厂里顺应民意，扩大生产，销售队伍便随之增员。

　　但这个增员也是有原则的，即“先内后外，先大后小”。也就是先满足本厂内部职工及家属的卖冰棒意愿，再适当吸收厂外有志之士加盟；先让成人青壮年入伙，再慎重批准中学生勤工俭学。

　　因着父母亲是食品厂的职工，我就有了卖冰棒的优先条件。我也十分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挣些零钱，不敢说补贴家用，但块儿八毛的，也正好可以应对一下电影票、课外书的需求。

　　卖冰棒这项业务的投资成本并不复杂。一只木箱、一床棉被，另外就是在厂里批发冰棒的本金了。木箱用来放冰棒，棉被则是在箱子里紧紧包裹着冰棒，为它隔热保温，锁住冷气。这就是在木箱内持续营造一个适宜冰棒存放的低温小环境，延缓它烊化的速度。

　　我径直去干大（干爸）木匠梅伯伯家，请长我七岁的三九哥亲手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只可以容纳200根冰棒的木箱，在箱体两侧安上小铁环，再穿过一根约5厘米宽的背包带，就可以背着走街串巷卖冰棒了。原本我还设想在箱子上画几支冰棒做广告，怎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颜料而作罢，只给箱子刷了道白漆了事。

　　我个人没有积蓄，批发冰棒的本金只能向父亲暂借。厂里定的冰棒批发价为每根1分2厘5，市场零售指导价是每根3分。批发100根，需本金1元2角5，如果运气好，一根不蚀地全部卖完，扣除本金，就可净赚1元7角5分。两次下来，还清向父亲的借款，我挣的就是纯利润了！这事儿想想都美！

　　那之前，母亲每个夏天都是要卖冰棒的。我本想跟在她后面“学徒”，可她每天起得太早，基本上都是4点多就去厂里批好200根冰棒，再走一二十里路，去附近的农村集镇售卖。这样的辛苦我吃不了，父母也舍不得让我吃。我便独自单肩背上木箱，每天批发50根或100根冰棒，在城里大街小巷转悠，大半天后，基本能将箱里的冰棒全都出清。当然，并不是每根都变现了，每次都至少有10多根没能变现而变成了水，烊化了，只能摊薄利润了。

　　厂里像我母亲一样的几位女工，商业意识较强，通过起早摸黑、跋山涉水的辛苦，把冰棒送到各处农村集镇，为乡亲们送去清凉的同时，每根冰棒也可以多赚2分钱。城里每根冰棒3分钱，去村镇每根5分钱。不过，在当年这个举动是冒着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没收货、款的风险的。

　　这样做的另一个风险就是如果运气不好，天气突变，雷暴雨光临，冰棒就卖不掉，厂里不管退货，只能打折赔本促销，尽量减少损失。我家就曾遇到这样毫无人情的变天事件，不得已在家门口以1分钱一根的出血价卖掉了200根冰棒。

　　我个性内向，平日里不习惯当众讲话，而卖冰棒却需要腿勤嘴勤，满城转悠，高声吆喝，我却怎么着也无法把“香蕉冰棒”这四个字喊得声震遐迩，和其他同行一比，仅此就让我“输在了起跑线上”。很多次的情形是，在电影院门外，同样背着木箱卖冰棒的另几位哥哥姐姐，在一声声吆喝中一根一根地出货，却无人来我点位前买上一根。所以，我的销售业绩多日都在100根以内徘徊。

　　同屋居住的发小、裁缝师傅钟伯伯家的小儿子小四子比我敢说敢干，有一日他申请帮我一起卖冰棒。他负责喊，我负责卖。我求之不得。我俩并肩战斗了数日，相比之前，收益总算有所上升。可眼看即将开学，我俩的暑假作业都还未动笔，便在大人的勒令下，卸下了冰棒箱，老老实实每天加班加点赶作业。

　　转眼又是一个暑假来临，卖冰棒自然又成了必选项目。有了之前的历练，人长大了一岁，胆量和性格都有了些积极变化，卖冰棒的思路也有历史性转变。我打定主意，避开县城这弹丸之地，舍城进村，转战农村乡镇另辟市场！原先困扰我的体力弱势，随着身体的健壮也一举扭转，10里左右的路程也已不是我商业征途的拦路虎了！我要不辞辛苦，去农村卖冰棒！

　　我很快就有了同行的战友。钟伯伯家的女儿小兰比我大几岁，表示愿意和我一起走乡串村，去挣这份辛苦钱。

　　那一天，我们早早地从厂里批发出200根冰棒，直奔15里外的赤滩镇。

　　出北门，过二小，翻越幕山坡，一路上，我俩轮流背着木箱，马不停蹄地向赤滩进发。我们约好，不到赤滩地界不开张，确保有足够的冰棒满足当地群众需求。

　　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乡做生意。在途经纪村时，我们就卖出了10根冰棒。买冰棒的老乡对5分钱一根的价格并没有表示异议，很愉快得一手交钱，一手拿货了。

　　在到达赤滩之前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瘦削但很精干的小伙子喊住了我们，问“用鸡蛋换冰棒行不行”？我和小兰姐对了个眼神，表示同意。小伙子让我俩跟着他去了他家。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家老屋，灰黑色的砖墙，鱼鳞状铺盖的黑瓦，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小伙子带我们进到他家厨房，约10平方米的空间里，土灶、竹木椅桌等家具散乱地放置着。他打开了一只高高的木质柜子，似乎是去那里面找鸡蛋。我正口渴，看见桌上有一只胖胖的土陶水壶，便问可不可以讨口水喝？小伙子头都不抬地回答可以。我和小兰姐每人喝了一碗带有余温的白开水。

　　小伙子在柜子里寻找一会后，转身一脸歉意地告诉我们，没找着鸡蛋，换不了冰棒了。我们打了个招呼便转身出了门。走了一小段路后，小兰姐说，我们喝了人家的水应该送根冰棒给他吃。我表示赞同，便从箱子里取出一根冰棒返回去想送给这个小伙子。可当我再次走到那幢房子前，却吃了个闭门羹，小伙子锁了门又去干活了。我和小兰姐一直心有愧意，自责太不够意思。别人那么大方，我们一开始却舍不得一根冰棒。

　　那天我们运气不错，正赶上镇上开大会，一箱冰棒除了10多根烊化的外，全部售出。晚上回家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和小兰姐每人各有1元多的收益，比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略高。我们自然是十分开心。

　　然而有得有失，由于不停歇地奔波一天，小兰姐双腿原本有些过敏的皮肤旧疾复发，红肿痒痛，那以后就没再和我一起去卖冰棒了。我只能一个人背着小木箱，跋涉在城乡之间，顶着烈日，高声吆喝：“香蕉冰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