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主题出版的深度融合

　　由韩生学创作、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最远那个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讲述了雪峰山脉、武陵山脉、苗岭山脉、越城岭山脉等四大山脉交汇和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土地交界的8个偏远山村实现振兴的故事。作者花了两年多时间，长途跋涉，走过了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大片土地，完成了文学和地理双层意义上的一次远行——走进边远偏僻的“最远那个村”。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展现了这些偏远山村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党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成就和美丽乡村的巨大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入推进，选题方向更加多样化，作品风格也更趋多元。其中，文学成为新的热门选题方向。如何担当起反映时代精神的使命，如何把文学创作与主题出版融合起来，这本书无疑做出了范例。

　　选题贴合时代需求。文学创作与主题出版要深度融合，就要求创作者关注社会发展、回应国家重大战略，自觉担当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与主题出版的使命任务是一致的。有抱负的作家，会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的伟大精神，反映社会的崭新变化，反映人情的温暖与力量，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最远那个村》就是选择了山村巨变的现实题材，用8个村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振兴的新面貌。这样的选题，深切回应国家重大战略，贴合时代发展，也贴合主旋律宣传，与主题出版深度融合，达到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效果。

　　内容以人民为中心。好的文学创作应扎根生活，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人民性。这与主题出版的导向是一致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生活是人的生活，没有人的生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一个作家只有在创作中把“人民性的内容”与“人民性的形式”通过“人民性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人民性特征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远那个村》就是如此，通过对8个村里性格各异的人物的塑造，描绘了当今时代乡村老百姓的群像。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在场者。历史，就是由这样一群活生生的人所书写着。把人民作为描写对象，表现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人民抒情，为人民请命，是文学创作的根本。

　　样本典型有代表性。无论写人还是写事，样本的选择都要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也就是文学创作里“熟悉的陌生人”。比如《最远那个村》里的人物都很典型，有乡村干部，有代课老师，有创业致富者，还有身残志坚的自强自立者等等，每一个人物的描写都极具特色，千人千面，却又都能看到他们骨子里的善良和热忱。而作者选择去采访的8个样本村，也极具典型性，分别是最“乱”、最“远”、最“高”、最“偏”、最“西”、最“险”、最“难”、最“深”的村，以这些村为代表，写出了这个时代下全国乡村的巨大变革。《最远那个村》里撷取的都是小村庄、小人物、小事件，然而，正是这一个个小人物、一件件小事，组在一起呈现出了时代的大变化、社会的大气象。

　　叙事生动有文学性。纯理论性的主题出版图书，虽然具有严谨的逻辑、缜密的语言和高大上的理论，但容易流于枯燥和刻板性说理，难以吸引读者，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文学创作和主题出版的深度融合，可以弥补这一短板，用通俗优美的语言、高超的叙述技巧、生动感人的细节描写寓哲理于其中，似春风化雨，满足读者精神需求和情感共鸣，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中，不知不觉接受了主题宣传，树立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远那个村》便是如此，既有歌颂现实的写实性，又有生动可感的文学性，人物真实可信，语言流畅具象，故事有趣感人，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长篇报告文学。

　　总之，文学创作与主题出版的碰撞与融合是双赢的。文学创作表现时代主题，时代主题反过来又助力文学创作的境界更上一层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