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语境下的出版价值

　　无论是出版界还是读者大众，都能看到“新质”语境下的出版业，不仅科学与社会价值仍然凸显，而且审美与伦理价值高扬。“出版学属文科作用不大”“出版在文化多样性中地位降低”等片面观点，并无依据。追溯出版发展史，其在科学传播、思想革新、文化繁荣、社会改革等方面的价值无可否定，而且它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源泉之一，推动文明发展与互鉴。仅就文学出版而言，作家韩少功最近在海南大学演讲时认为，“‘文学之死’论调无据，只要人类对‘情义’的需求不变，文学就有着生命力”。AI时代需要出版人坚守初心，同时适应信息化叙事，重构与读者的对话模式，拓出一片新天地。

　　作为大众文化，虚构与非虚构文艺的精神使命，在AI时代有着更广阔的空间，而网络的“穿越”模式则缝合时空、变幻实虚，二者均能通过艺术呈现人性，升华个体经验为社会化的人学。可以说，在AI时代，新大众文化与相关出版物正呈现崛起之势。以“外卖诗人”王计兵为例，其出版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凤凰出版社）等，揭示算法时代劳动者的深层思考，揭示每一个外卖骑手都摆脱不了收入、时间、安全、奖惩等算法，“准时送达”成为了他们每天飞速穿行街巷中最真切的愿望。“从空气里赶出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路/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诗歌中关于赶路与生活的隐喻，从精神层面揭示了“劳动价值”这个唯物主义的核心主题。这样的诗歌，是一般书斋里的作者所难以写出的，体现了劳动者独特的创作视角，提供了算法驱动之下别样的新质生产力。

　　而从出版角度看，最近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中国标准化协会共同制定的《文学数据管理与应用总体要求》团体标准发布，这对“新质”背景下的作者与出版者双方来说，有助于打破数据孤岛，推动文学数据与出版有机结合，在共享与规范的场景下进一步繁荣。

　　既逢AI时代，出版物当然需要深刻思考融入了技术与算法的现代劳动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揭示这个社会体系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影像叙事的崛起，倒逼出版物必须融入数字化蜕变。出版人需打造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叙事空间，重构出版物与读者的对话模式。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时代，当劳动者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精神、文化、灵魂的主体，就会不断成为各类出版物的生力军，他们不仅是这一幕时代大剧中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我们的出版价值也得以在这个宏大的过程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