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数字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存在是个常态。此概念过去适用于政治经济领域，当下进入数字时代，弱势群体也扩展到这个新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

　　以信息交流而言，弱者以为打开手机可以放心大胆运用，实则不然，弱者常处于被薅羊毛而不自知的弱势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5件惩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某团伙通过人脸识别快速注册社会养老保险APP，在东北农村以认证为由采集大量村民个人信息、账号及人脸图像，打包出售，用于完成大量未实名认证的百家号注册，获利数十万元。

　　这种侵害好像与新闻传播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因为，被出售的个人信息用于大众传播平台，买主多怀有发布不良信息的目的，这些信息既涉伪劣商品，也涉不良文化，总体上危害着传播空间。

　　“守护”这个概念，一般是强者对弱者的善举。弱者何弱？一是意识弱，二是知识弱，三是工具弱，四是防卫弱。非常可叹的是，到底哪些人是数字弱势群体，并不容易识别，也不易为弱者自我认知到。一般来讲，边远农村地区是这个群体集中之所，但也不乏身居繁华都市受到数字侵害的弱势群体。

　　因此，守护弱者的社会责任，必然要鲜明提出，并且需要社会普遍分担。按照谁受益谁担责的行为伦理，凡是通过生产数字产品而获得利益的社会主体，都应该强制性地接受守护弱者的责任。

　　按照社会学与法学中的责任分配理论，社会各个可识别群体承担实现群体性权利的保护。在数字场域中，弱势群体既然不易识别，而可识别的群体又是获利的信息开发方、发布方与传播方，那么理所当然那些可识别群体要被强制担起责任。强制因素一是来自法规制度，二是来自社会舆论压力，三是一旦丧失守护的责任甚至突破良知的底线，必须承担的道德、经济直至刑事责任。

　　守护的前提是守望，守望相助方能解救孤立无援。因此在当下的数字建设大潮中，不能一门心思让数字产业“狂奔”，而忽视监测、预警，要配以黄、红牌处罚机制。应特别重视加强对可识别群体的责任督察，达到反射性地保护不易识别的弱势群体保护之目的。

　　心理学中有一种压力测试，也就是对某种能量加以逐步升级的压强，以探知其正常耐压或安全值范围。面对爆炸式扩张的数字产业，目前并无配套的压力测试方式，但是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事物如果没有一定压力范围，那任其疯狂生长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产生反噬效应。

　　新闻出版的场域早已扩展到宽泛的官民两界，而覆盖两界的守望体系尚还在发育之中。如前述百家号案例就被司法机关予以了检察建议。但是，监督体系的功能释放并不能仅仅依赖此一途，它的全面完善需要多方努力，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注：文中案例来自《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