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记者的7年调查路

　　我的新闻故事从2017年讲起。

　　那一年，不少传统媒体记者纷纷转战新媒体。而32岁的我，却从新媒体回归传统媒体，由网站编辑成为《新华日报》的一名调查记者。

　　在大家不解、质疑的目光中，我走了7年舆论监督路。现在，我可以坚定地告诉大家，这个选择值得。

　　我们这个只有5个人的小部门，2个人负责接电、接信、接访，3个人是文字记者，每天要接到五六条群众举报。我们部门有一条铁律，就是不到现场不动笔。因为调查报道，必须字字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在这里学的第一门功课，不是记者的采访，而是暗访。因为我们所监督的一些事情见不了光，正常的采访报道无法获得结果。

　　这7年，我扮演过很多角色。为了打入传销组织，我扮过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妇女，付了399元，成为对方下线；为了能混进非法拼装厂，我提着破包，扮成买车的工地会计。

　　有个车大家见过吗？它叫“四不像”，是用报废汽车的零部件拼装而成，无牌无证，安全性能极差，所以国家严禁生产、销售和上路。然而，两家企业一年拼装售卖100多辆，竟然都“平安无事”。

　　接到这个任务，我心里没一点底，但部门中只有我会讲当地方言，暗访的风险最小。

　　这两家厂都设在城郊接合部的村庄里，前店后厂模式。线索提供者告诉我，老板平时非常谨慎，没有熟人介绍不卖车，更不要说进到厂里了。

　　我设法联系到一个卖车中介，说我是某工地会计，工地马上要开工，想通过他买六七辆“四不像”车。中介看来了一笔大生意，约我第二天下午两点见面，带我进厂验车。随后，我用手机紧急查找附近工地情况，一一记在心上。

　　第二天，中介如约带我到第一家拼装厂。老板50多岁，戴个眼镜，说话笑眯眯的。但进门后，他盯着我连珠炮似的问了半个多小时。工地在哪儿呀？什么时候开工呀？老板姓什么呀？旁边还有哪些工地呀？这块地放那么久，你们怎么拿下来的呀？花了多少钱呀？幸好我前一天做足了“功课”，总算应付过去。他放松警惕后，拍着胸脯吹嘘道：“方圆十几个工地，用的都是我的拼装车。”

　　第二家厂的老板更谨慎，盘问时还故意说错周边工地名称来诈我。见我应答自如，他才带我离开门面房，往南边一条巷子里走。拐了两道弯后，我终于见到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彩钢瓦简易厂房。地上堆满了报废的汽车零部件，七八名工人正在埋头干活。这么大的厂，怎么没人管呢？我暗想。于是，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这么多年没来查过？”“没人查。”“那你关系蛮硬的。”“我既然能做，就肯定有门路，不然早就关门了。”

　　但只暗访到老板的一面之词还不够，我还要找更多的直接证据。非法拼装的车子就在眼前，可他们报废的汽车零部件从哪儿买的呢？

　　我设法摸到20公里外的汽车报废市场，拿到两家厂从这里进货的证据。我再到街道、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拿到他们不作为或公开为这两家企业站台的证据。

　　稿件刊发后，市、区两级人民政府连夜组织对当地非法拼装产业排查，两家非法拼装厂和汽车报废市场连夜被取缔，多人被处理。如今，“四不像”在该市和周边地区已经销声匿迹了。

　　做舆论监督，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帮助化解矛盾，推动解决问题。

　　在一个2008年交付的商品房小区里，有616户业主，居然13年都不通自来水，用的还是井水，而且到了冬天，地势较高的三楼、四楼100多户业主家无水可供。

　　这也让老董家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送水站。采访时我跟老董聊了半天。老董说：“我66岁了，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拎水上楼，只能用纯净水，每个月要花2850元。花这个钱，谁不心疼？”

　　没有自来水，小区怎么验收通过的？管道已经铺到小区外，为何入不了户？带着疑问，我和同事进行追踪。稿件刊发后，镇政府多方协调，筹措400多万元资金铺设管道。3个月后，老董告诉我：“自来水通了！”

　　7年的调查，有过不少艰辛。为了弄清高标准农田质量问题，我在40摄氏度高温下暴走20公里；为了掌握偷排污泥的证据，我凌晨3点在污泥填埋场蹲守；为了摸清省道频繁发生事故的原因，我沿省道徒步7公里，走访4个村庄240户村民，终于拿到准确死伤名单。

　　现在回想这些瞬间，我仍然还感到有一些危险。你说不怕，那是假话。但内心的成就感是：无论多么危险，通过我的笔，制止了一个可能引发更大危险的隐患，做记者值得！

　　为了这份责任，我将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