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我没有遗憾

　　《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左）与中国考古学泰斗、《何以中国》学术总顾问严文明（右）合影。 作者 供图

　　在拍摄《何以中国》前漫长的准备期里，我曾在一份考古报告中看见这样的记录：约两万年前，居住于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在开展狩猎采集的同时，用夹杂石英砂粒的泥土制作出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仙人洞陶罐。书中的记录，让我对它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何以中国》开拍的两年后，国家博物馆终于同意了摄制组的拍摄申请，我也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陶罐。

　　当它从玻璃柜中被取出时，我发现实物比想象中要小得多，但细节也更丰富：陶器上留有的条纹装饰是先民的艺术创造，表面烟炱与火烧的痕迹，显示它们应该是炊具。那一刻，我们似乎可以去想象仙人洞族群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到我们与制作、使用它的先民的连接。这种情感由物及人，最终返回自身，建立起一种跨时空的情感纽带，或许它的本质便是血脉相通的文化。

　　这也是《何以中国》的制作初衷之一，通过挖掘考古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建立起我们与千百代祖先之间的连接，与悠久中华历史文化的共鸣。

　　《何以中国》的创作也让我完成一次蜕变，让我在这段旅程中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年轻时，职业之路一直走得很顺利，在台里的时候，从导演到制片人，再到频道总监，曾做出过不少获奖的片子，也曾是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后来创建过国内市值最高的纪录片公司，也在互联网大厂担任过管理岗位。以往荣誉到来的时候，觉得是理所应当。然而，人到中年后，自己突然有了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因为我觉得人不应该局限于年龄；而是意识到职业生涯的时间有限，要走出舒适区，全身心地回归创作，给自己留下真真切切的一步一个脚印。

　　《何以中国》开拍前，我就知道这个项目的难度之高、面临的困难之多，超出以往。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我的性格虽然表面上不爱冒险，但有时候内心盲目自信。开始时我告诉自己，“过去再难的事也都过去了，这次也一定可以”。然而，3年来遇到的各种困难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屡经挫败的3年。

　　幸运的是，家人的支持让我得以全力投入拍摄；团队空前团结，为了项目倾其所有；领导们的信任与关怀、考古文博界从学术到资源的全方位支持，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而我们要尽量做好每一个细节，以精雕细琢的态度对待这部纪录片，不辜负那么多人对我们的信任和帮助，也不辜负自己付出的努力。

　　年轻时拍完片子，总觉得有各种不足之处。但《何以中国》不一样，我们尽己所能完成了工作，当交出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没有遗憾。

　　和之前对荣誉的淡然相比，在今年的白玉兰奖揭晓前我是有所期待的：《何以中国》需要一个舞台，去郑重地感谢那么多人。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这个机会。

　　我有时也会想，《何以中国》的成功是不是有运气的成分在，我觉得是有的。好运气眷顾最努力的人，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一个项目的成功，依靠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是将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一个目标努力。看看我最亲爱的同事，哪个不是伤痕累累，哪个又不是咬着牙发光发热。作为总导演，我学到了很多，感受到了很多，这是一段终生难以忘怀的经历。

　　（本报记者张君成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