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高标准 方能动人心

　　不久前，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获奖名单，《何以中国》获得最佳系列纪录片。奖项公布的当天，《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联系到《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这次能多讲点《何以中国》背后的故事吗？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来勾勒一部精品纪录片的轮廓。”干超笑称：“那故事可太多了，我想想要从何讲起。”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跟随干超的讲述，我们又回到了《何以中国》拍摄时争分夺秒的时光。

　　再艰难也要实地拍摄

　　干超告诉记者，担任《何以中国》的总导演和制作人是一件很有挑战的工作，“因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即复原古代社会”。这一目标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包括房屋搭建、仪式复原、青铜冶炼、甲骨钻凿等。为此，团队共复原叙事场景220处，做到了“每一幕都有出处”。在横店，《何以中国》摄制组几乎1∶1复原了史前南北方村落，如著名的西坡遗址的部分考古现场等。

　　然而，到了拍摄时干超发现，美术复原只是一种呈现手段，更佳方案是带着镜头走进历史真实发生的场景和地点，“解忧公主嫁往的乌孙国在今天的新疆伊犁地区，红山文化发源于西辽河地区，石峁的庞大石城屹立于陕西榆林，良渚城则处于天目山环抱的余杭地区……在历史场景的影视拍摄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去这些实景地展开工作”。

　　为了取得最佳的拍摄效果，《何以中国》影视片段拍摄采用了价值百万元的专业ALEXA 35电影摄像机，拍摄时也按照电影的工业标准进行设置，这要求摄制组在摄制时需要配备灯光和移动轨道等各种器材，因此行动异常困难。干超坦言，他们为此做了一些违背电影拍摄规律的事情，“不论多艰难也要实地拍摄”。如导演组为了给片中的秦始皇寻找一个“雄霸天下”的视角，最终选择在大凉山的悬崖峭壁，这个被誉为“中国最美绝境”的地方进行拍摄。绝境视角自然没话说，但进入的路程异常艰辛。干超告诉记者，团队从下飞机后，开车十几个小时才到达山下，且上山的路也是异常凶险。“我们为这个镜头准备了三个月，前期导演组3次入山实地考察，但实拍的当天正好下雨，滑坡把我们所有人都堵在了路上，现在想想都是心有余悸。”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拍摄三星堆的时候，剧组深入人迹罕至的密林里，吃尽苦头。电影组一些有经验的制片人反复劝说干超放弃，但最终为了效果，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坚持下来。最终摄制组走过全国230余个拍摄点位，资金方面严重超出了预算。为此，整个团队只能在别的方面压缩资金，为期3年的纪实拍摄，导演组成员全程自己开车，拍摄时尽可能提升效率、减少设备使用时间等，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用于电影化片段的拍摄中。

　　除了场景和拍摄，《何以中国》在服装上也是大手笔。记者了解到，《何以中国》共制作服装2268套、饰品1500件，按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的说法：“服化道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考古学小论文的题目。”

　　《何以中国》造型指导王海婷从业至今已有24年，曾参与《神话》《封神榜》等80余部影视作品服饰造型的设计和制作。然而，王海婷发现，依托庞大的考古知识体系，《何以中国》的工作量是影视剧的十几倍不止。在有限的预算下，造型组也是“可着头做帽子”：对于重点人物的造型与道具，不惜成本去打造；对于服装量过大的场景，则是靠造型组“刷脸”去场外求助。干超还记得，有一次要拍摄一个百人行军的场景，群演的服装都是从其他剧组借来的。一件衣服的造价要几万元，且不能出现任何破损与污渍，否则原价赔偿。“本来还想在衣服上增加泥点，以体现行军的艰辛，最后只能作罢。”干超有些无奈地表示。

　　《何以中国》的解说词既大气又唯美，让不少观众沉醉不已。干超表示，过去纪录片的撰稿通常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尾，而《何以中国》的文稿大纲由秦岭带领北大编纂组制定，累计有十几人参与，最后由中山大学的周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伟两位老师定稿，前后总共撰写了五遍，脚本多达40万字，“每一遍都是在颠覆中不断进步，而且每一遍的费用都无法节省”。

　　由此，《何以中国》的预算一直在缓慢攀升着，但干超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只有在高标准下，作品才能有震撼人心的质感。如果我们得过且过，终会留有遗憾”。

　　精雕细琢每一处细节

　　不想留有遗憾，还要在细节上精雕细琢。《何以中国》共制作道具3600余件，可谓件件精品。如为了追求饰品真实质感，团队赶赴安徽，在道具预算已用尽的情况下，干超自掏腰包，请玉匠打造凌家滩遗址里出土的真玉饰品，想通过镜头传达真玉在人物身上的温度；又如姬昌太姒配饰中的玉饰，是根据西周早期大墓出土的玉器，以及周人用玉制度考古研究，使用真玉来复原的玉组佩；再如祭祀典礼中，良渚王和王后全身配饰的玉器，均是根据反山大墓出土玉器复原，由今天良渚地区优秀的玉匠阿玉耗时数月打造，并还原了良渚时期玉质的颜色。干超介绍，现在在博物馆看到的不少良渚玉器呈鸡骨白，这是玉深埋在地下数千年受沁后呈现的颜色。而这种玉质本身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是浅绿色的。“之后我们将照片发送给良渚遗址管委会，他们回复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把玉的颜色做对了，值得表扬’。”干超说。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团队复原的两只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道具，被陕西考古博物馆留下做展览；团队复原的商时期的炼炉浇铸系统，被研究殷墟的专家建议用于新的殷墟博物馆展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不用做那么苛刻、细致，但我们觉得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我们对百年考古的尊重，是对中华文明的尊重，我们也相信观众能够体会得到这种温情和热爱。”干超表示。

　　这种对创作的精雕细琢还体现在表演上。“群演不够、导演来凑”，为了节约成本，《何以中国》执行导演王凯亲自上阵，虽然他在片中多数呈现为剪影或者背影，但他还是买了不少表演专业书籍学习。“他想观察人物，思考如何将剧中人物的内涵气质和真实感传达给观众。”干超解释道。

　　为了让表演更生动，王凯甚至给群演做起了指导。干超回忆，有一个段落是讲述商九世之乱时期，商朝中衰，部分贵族离开都城。按照一般的表演要求，群演只需要走出凌乱的队形，即可完成这个象征性的场景。然而，到了拍摄现场，王凯却不厌其烦地和群演分析感情细节，他要求群演了解商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的原因，并合理想象具体人物在面对剧变时个体的无措和矛盾心理。

　　“虽然这些与剧情文本无关，但是他会让群演从现实中走出来，从历史的角度了解自己在面对什么场景。处于一个历史节点，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有自己的时间分量。即便这种分量是轻微的，我们也希望表达出来。”干超如是说。

　　用行动反哺考古行业

　　《何以中国》有这样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在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摄制组邀请到了考古学家吴卫红、张小雷，将07M23号墓的300件玉石器从库房里“请了出来”，重新按照5000多年前贵族入葬时的情景，将随葬品进行层层摆放。

　　这些玉器平时就难得一见，重新摆设更是前所未闻，这让人不禁好奇《何以中国》团队用了什么办法去说服这些考古人员。对此，干超只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真诚”。

　　干超坦言，在沟通拍摄时，进展并不总是顺利的。“有一些考古人员认为摄制团队只想把他们当作解说的‘道具’，而不是真正尊重他们在学术上的认知或者研究。但后来他们发现我们是非常认真地开展专业学习，每次见面都能与他们讨论研究成果。他们确定我们要做的是一部真正秉持考古写史精神的纪录片，最终对我们敞开了心扉。”

　　做研究的人，敞开心扉后情感都是热烈的。在拍摄时，几十家考古工作站、数百家博物馆给予了摄制组最大支持。“比如三星堆博物馆，我们前前后后去了4次，当地馆员每次都非常耐心，甚至陪同我们拍摄到后半夜。”干超介绍，《何以中国》的高标准拍摄，也让各地博物馆无形中提高了后续的拍摄门槛。“一家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就曾说起，他们现在审核其他摄制组拍摄申请时，要求就是要达到《何以中国》的摄制标准。”

　　纪录片的成功离不开这些考古学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指导，而《何以中国》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反哺学界。如片中所使用的地图，80%均为首次创作呈现，由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以及地图编审反复核查、研讨，每幅地图的平均修改次数为32次，使之不但成为视频的一部分，同时也具备了学术价值。“在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考古杂志对地图编审非常严格的环境下，我们最终成功地展示了这些地图，有几张地图已经被考古所或考古学家在发表文章时引用。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干超表示。

　　此外，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老师向干超反馈，他们在教学中使用了《何以中国》某些复原场景、图片或文物等，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知识。这种引用不仅提升了《何以中国》的学术影响力，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团队的研究成果。干超表示：“我们受到了考古学家无私的指导，受惠于他们，现在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哺，共同推进了考古事业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