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中国本草研究的“二次文献”

　　冈西为人教授的《本草概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是对中国历代本草文献所做的最有用的一次梳理，这部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其他调查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本草概说》全面而详细地概述了中国本草文献的悠久历史，结构上以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划分，由此可见推动中国本草文献新发展的关键节点，不仅能够帮助对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史以及保健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文版完美再现了日文原著前半部分的所有内容、表格和插图，其中一些还是彩色的。日文原版《本草概说》后半部分讲述了中国本草著作在日本的发展史，可能只有一些专家才会感兴趣。

　　冈西为人教授及其成果对本草史研究而言意义重大，于我亦是引路明灯一般的存在。1969年，我和妻子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前往中国台北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某些分支，特别是药物治疗史。在台北，我们结识了那琦教授。他曾跟随日本的冈西为人教授学习药物学，并对中国古代的本草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日本，对中国医药文献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本草文献有卓越研究的最著名学者当属冈西为人教授。冈西为人教授将那琦教授引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领域，那琦教授则在我们逗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将冈西为人教授的知识传授给我们。他拓宽了我们的眼界，提醒我们注意冈西为人教授所提出的中国本草文献中的“主流传统”，因而我们得以仔细观察两千多年间在“主流传统”之外编撰和出版的许多本草专著。我妻子对14世纪王好古所撰的《汤液本草》特别感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宋、金、元时代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较早的时期有一部分作者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药文献，中医学中的第一个“药物学”由此出现，王好古就是这批作者之一。当时的“药物学”即完全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严格的自然科学规律，解释药物在人体器官中的作用。而在宋代以前，本草文献中记载的药物知识都是基于经验和神秘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回到德国，继续我们始于台北的研究之路。在那琦教授奠定的基础上，我选取了从中国汉代到清末的100部本草著作，梳理本草文献的结构和内容的发展，并写成了长篇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日本学者过去几十年间大量发表的二次文献纳入研究范畴中。于是，我和妻子申请了访问日本的资金，以便直接在日本图书馆查阅日本专家的出版物。我们收到赤堀昭博士的邀请，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并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接待我们的山田庆儿教授。我们不仅受益于赤堀昭博士的学识，还得到他的引荐，顺利与冈西为人教授会面。正是冈西为人教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进入藏书丰富的武田图书馆和日本天皇的私家图书馆，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已经失传且非常罕见的中国古代本草文物，其中包括718年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卷轴。

　　在我的图书室中，这本《本草概说》中文版将占据显著位置，我将以本书激励学生了解中国药物科学的历史，并兼顾如《本草概说》等日本学者贡献的丰富二次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