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中跨文化传播路径与技术探析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引发国际传播场域的深刻变化，探索适配新现实与新情境的国际传播新模式的呼声日益迫切。但国际舆论场域内“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未根本逆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差距是客观现实。应当看到，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存在系统性误读，以文化差异及文化误解为根源性的文化冲突渐成主流，进一步加剧我国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困境。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应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不仅要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更要讲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本文结合中国新闻社的大型学理型融媒体特稿专栏《东西问》，探索跨文化传播的有效传播路径和传播技术。

　　国际传播困境下的中华文明“元认知”

　　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需求日益迫切，但中国声音的对外传播和中国立场的国际表达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外部压力。

　　从根本上讲，国际传播影响力取决于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中的“话语逆差”，表面上是由西方话语霸权造成的刻板偏见及我国阐释与理论解释能力不足所导致，实质上则源自为媒体输送“元认知”的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的固有认识和错误化认知。西方学界多倾向于强调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其研究有意无意矮化中华文明，甚至对中华文明存在全方位误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高度，论述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可见，党中央对于国际传播的战略部署，已转向“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国际传播实践应重视学术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加大对中华文明“元认知”的有效输出，系统性回顾、梳理、分析、回应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广泛曲解与误读。而要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须充分发挥知识界和思想界有关文明互鉴等知识生产的重任，学媒结合，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方有可为。

　　文化或文明为依托，以创新内容生产催生文明交流互鉴新模式

　　中新社积极发挥在长期新闻实践中积累的高端智库思想资源优势，倾力打造集新闻性、学理性、国际化为一体的大型学理型融媒体特稿专栏《东西问》，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开栏。该专栏以“新闻+学理”为内容定位，以“文明互鉴，理性对话”为宗旨，聚焦文、史、哲、政、经，通过专家文章、高端访谈、中外对话、深度评论等形式，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致力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华文明有效传播。

　　截至2023年年底，《东西问》访谈中外专家学者超1600人，播发中文特稿1800余篇，网络综合总阅读量逾30亿。稿件通过中新社电讯通稿面向全球同步首发，在《中国新闻》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网、“东西问”APP以及中新社旗下各社交媒体集群共同发力传播，触达海外主流社会，扩展至华裔新生代读者、西方知识界和西方民众，被称为“具前瞻、有价值的学理性探索”。

　　《东西问》依托智库学者、国际人士、各界精英和采访力量，通过优质内容产品供给，重构关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元认知”，为讲好中国故事、化解文明冲突、搭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催生文明交流互鉴新模式作出有益探索和尝试。例如，《东西问》推出“文明根性”系列策划，目前已刊发4组，以《西方社会对中国文明存在哪些误读？》《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为何说“东方雄狮”和平又可爱？》《为什么说“一带一路”绝不是新殖民主义？》《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等为题，独家专访诸多中外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根性，向海内外读者提供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元视角。

　　不仅如此，《东西问》充分观照文化或文明的特性，聚焦流动的文化或文明，以古今连接的宏观视野，从微观考证和细节研究入手，将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的文化产品、物质媒介以及与人们生活方式密切联系的文化等纳入国际传播实践，展现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文明交流。例如，《东西问》常态化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关注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物质媒介，挖掘这些器物之上具有的文化属性以及镌刻的文化基因，探讨古今中外如何通过文化物质载体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以《如何从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中窥见东西方初识的影子？》《江南的微雕玉凤双飞翼，如何令东西方灵犀一点通？》等稿件为代表，目前“镇馆之宝”系列策划已推出相关文图视稿件60余篇。

　　《东西问》推出的《辣椒何以风靡世界餐桌？》《一片小小茶叶，何以影响世界？》《当鄂温克族歌唱家遇上美国乡村音乐人》《从东方到西方，电影之美如何共通？》等稿件，则是聚焦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或文明传播的研究，并将其纳入国际传播实践的有益尝试。

　　“陈情”和“说理”相结合，以多样化叙事拓展跨文化传播有效路径

　　理解与共情能够形塑观念和吸引认同，是有效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关键所在。选择恰当的国际传播方式，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让世界感知和读懂中国。具体而言，在话语形式方面，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东西问》秉承中新社在长期国际传播实践中形成的“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中新风格”，以理性为底色，以人文为底蕴，以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点，着力创新话语表达，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在非对抗语境下探寻理性交流的最大空间，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接受和认同。

　　跨文化传播中客观存在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差异、思维方式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东西问》尝试用“中话西说”的方式和语调“说理”，在方法论层面解决“说什么”“怎样说”的问题，让世界听懂看懂中国。例如，《东西问》开栏文章《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在元旦而不是春节发表新年贺词？》，在解读新年贺词时绵绵发力，润物细无声地介绍新中国诞生之初就用法定方式确立公历纪年来实现与世界接轨，介绍中国领导人始终在公历新年发表贺词来展开与世界交流，在“说理”的同时，也有力回应了部分西方媒体夸大抹黑我国“抵制圣诞”的舆论风向。

　　《东西问》既“讲道理”，也“讲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陈情”，以“陈情”为“说理”服务。故事多“以小见大”，为海外受众喜闻乐见。以《东西问》推出的《“胡旋舞”如何见证东西方交流与民族融合？》《为什么“植物猎人”威尔逊将中国称为“世界园林之母”？》《汉代最大木雕怎样呈现东西方“车来车往”？》等稿件为代表。

　　学理性文章易曲高和寡，《东西问》稿件从小切口入手，在语境塑造上善于借用东西方间兼容性较强的文化符号，建立有效的话语连接，寻求和拓展“情感共鸣”和“认知共通”。例如，《东西问》推出稿件《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为何有孔子像？》《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徐霞客和马可波罗，对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仓颉像为何镶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铜门上？》等，从海内外受众熟悉的意象或具象切入，挖掘背后文明互鉴的故事和内涵，以学理性和通俗性兼具的叙事和表达，探寻跨文化交流的最大传播空间。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最大外部压力。做好国际传播，须认真研究跨文化传播，努力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国家使命、自身定位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展路径，以跨越文化壁垒、寻求“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目标，系统回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让世界感知并读懂中国”的时代之问，完成从“向世界说明中国”到“以中国视角向世界阐释世界”的转型。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