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的书房

　　董强的书房

　　跨越时间与国界

　　书房，可以投射出一个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在这个由中文和法语讲述的微缩世界里，远近交融，中西结合；一半现代，一半古典。

　　书房里，靠墙的实木书柜格间中，书籍被整齐地归类：一半中文书，一半法文书。顶上，一半是大部头，另一半则堆放着有些年岁的录影带，褪色的包装，给整面书柜平添了几分岁月的厚重感。

　　书柜前的空间是董强的活动范围，一半现代，一半古典。北面是办公桌、电脑、打印机和一堆书籍，简约清爽，这里是他进行法语翻译和教学准备的工作区；南面则是书法台、毛笔、砚台、宣纸、印章……散而不乱地铺放在台面上，董强擅长书法，工作之余总是要写上两笔。

　　董强喜欢在书柜前放置一些小物件。每前往一个国家，遇到特别能够体现当地文明的物件，董强都会买下一件。久而久之，世界各地的元素浓缩于此，勾勒出一个中国文人行走、体验、感悟的世界模样。物件的类型很丰富，琳琅满目。

　　书房里挂着或摆放着董强喜欢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法国待过的艺术家，我给他们写序。”王衍成、江大海、瞿倩梅、范一夫、王刚、陈江洪……“书与艺术是最搭的”。

　　“书房其实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想象的世界。”董强解释道，“这里的只是一小部分，我总共的藏书没计算过，但真的不少。”

　　最让董强感到震撼的书房，是他在法国求学时的导师米兰·昆德拉的书房。“他有一片巨大的书柜。我很好奇，结果发现里面全是他自己写的书！被译成了全世界的各种语言！”由于藏书颇多，他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流动的书房，不仅书房本身可以像蜗牛的壳一样跟随着人一起移动，里面的书目也可以及时更新。

　　随处随时都能专注阅读

　　从邻居家到北大图书馆，从朋友家到法国书店，书中之思想成就了董强，而他也挑出珍贵之物赠予学院图书馆。借书以读之经历亦练就其专注力，为日后做学问夯实基础。

　　虽然自己的藏书不少，但董强却别有心得：“书非借不能读也”。

　　董强从小学起就爱读书。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他就经常看姐姐的教材。藏书较多的邻居家，也成了董强儿时的图书馆。

　　20世纪80年代，16岁的董强进入北京大学，被分配到西语系修习法语，从此开始了与法语毕生之缘分。图书馆是他在校期间最常去的地方，其中法语藏书为他提供了学习的第一份养料。但书籍资源终归有限，青年董强十分羡慕法国朋友家中丰富的藏书，每每拜访，都有想要全部复印下来的冲动。

　　本科结束后，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赴法深造。此时的董强，对法语乃至法国文化均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法国，董强大量的时间都在书店度过，经常读到店面打烊。因为不好意思只看不买，他就每次挑一本不太贵的买，逐渐积攒了不少书。后来回国，在法国留学时所购之书，董强一本不落地全数带回，还挑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捐给学院的图书馆。

　　由于总是“借”书读，和很多爱书之人不一样，董强对书籍并没有强烈的拥有感，“书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并非实物本身”。此外，他还练就了随处随时都能读书的本事，无论嘈杂与否，拿起一本书就能快速沉浸其中，专注阅读。

　　“专注力是读书人的重要品质。”董强说，“不光是读书，做学问也是，要专注。”他也常勉励学生，看一篇文章就要完整地看完，要保持内在的安静，不能因为任何事分心。

　　林毅夫的书房

　　于胸中丘壑处漫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看来，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胸中丘壑，是所见万物。

　　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没有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籍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

　　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却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

　　在他看来，真正的书房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

　　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他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

　　珍藏最根本的智慧

　　在身边、在脑海里，他始终与经典之书相伴，亦常读常新。他不排斥阅读载体随时代更迭变化，而是坚持着“打破砂锅问到底”，汲取书中最根本的智慧。

　　“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他读的书逐渐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

　　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

　　在他眼中，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慧能的《坛经》以及《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之“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

　　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运用，他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

　　（本文选自《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