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介入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

　　一般来说，书简文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通信，不准备发表给公众看的（至于以后让他人发掘出来公开发表，又当别论）；还有一类借助书信体形式做文章，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但后一类书信还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借助书信形式来进行另一种文体的写作，如用书信体写文学批评、写散文，甚至通过书信来探讨深奥的理论问题。在我早先的阅读经验里，最早接触的这类体裁的作品，是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这是讨论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经典之作，还有就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作人有一些当作散文小品写的书信，也属此类。当然，书简可以构成虚构作品，如书信体小说，但这已经超出了书信自身的界定，不属于我这里所说的范围。我所指的“书信”，首先就是书信——借助书信形式来讨论理论问题或者批评某些作品，都还是书信所包含的功能之一，所以这些文章确实是书信。

　　这本小书收录的书信体文章，不属于私人通信，大部分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其中有一部分还收入了我的编年体文集。之所以要编这样一本小书，纯粹出于好玩。起因是这样一个故事：我的朋友张安庆先生想为学者策划一套“边角料书系”——不是学术论文集，更不是高头讲章，而是学问中的“边角料”，也是形式上比较活泼自由的学术研究副产品。他来向我约稿，我自然要支持他，于是答应先编两种“边角料”：演讲集、访谈集。在编辑过程中，又渐渐想到了可以再编一本书信集，这个念头一旦有了，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说起来时间就长了。从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评论，即尝试着用书信形式。那时我还在念大学，在《上海文学》发表第一篇评论，是评论陆星儿、陈可雄的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我用的是书信体，虚拟了一个读信对象。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写法？我现在也想不太清楚，不过深究起来，大约是因为小说的作者之一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但读认识的人的作品，还是有一点亲切感。所以准备写评论的时候，眼前就似乎一直有个具体的“人”存在，他就是我的写作对象。他或者是小说作者本人，或者是读者，因为共同阅读这篇小说，就变得彼此熟悉起来，似乎有了对话的欲望。这种感觉，不大可能出现在阅读一个陌生作者的作品过程中。而且，这里还不仅仅涉及一种文体的选择，我觉得更多的是批评者立场的选择。文学批评，无论如何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用书信体则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关系，使批评成为一种对话，无论对作品赞扬还是批评，都是处于平等的对话的立场。这样，写批评的心情就轻松下来了。

　　学习写作，选择什么样的起步方式，往往对自己一生的写作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从学习写文学评论开始，就主动采用了书信的形式——后来又主动尝试过用对话的形式、序跋的形式、随笔的形式，总之是想尽可能地摆脱学术论文模式，尽可能言之有物，面对作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这样一条自我设定的学习道路上，书信形式渐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表述形式。本书第二辑“与文学评论有关的书简选”和第四辑“避疫期间的书简选”主要选自这一类文章。

　　除了这一种以书信体来承载文学批评（或其他文体）功能的形式外，还有一种公开发表的书信形式的文体，主要用于互相交流和传递信息。书信还是书信，但由于传递的信息含有某种特殊意义，它的公开发表就使文本超出了书信的一般意义。我这次特意挑选其中一部分信件收入本书，还特意加了两封当初没有公开发表的书信，为的是让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呈现得更加清晰一些。

　　《人文书简》

　　陈思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