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要打造自己的代表作

□何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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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军民 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和“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称号。近年来从事精品出版、主题出版等方面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和作家一样，其价值实现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有编辑意义上的代表作。回顾20多年的编辑生涯，有两本书可以称为我的编辑代表作：一本是我2014年策划、编辑的儿童小说《少年与海》，一本是我2022年转岗从事人文社科出版后策划的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前者获得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发行量超过30万册；后者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发行量超过16万册。
　　20多年的出版经历使我日益深刻地感受到：编辑要凭能够充分体现其专业能力的编辑代表作说话。一个全心投身编辑工作的人，如果矢志不渝打造编辑代表作，就一定能在职业生涯中行稳致远。

敏于对选题进行整合升级
　　2008年，我策划了一个儿童文学丛书项目，准备做4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但是执行过程中有的作家退出，有的作家交来的稿件长短不一，不能完全符合短篇小说的定位，因此当初的设计实际上大大变形，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说是失败了。面对这种情况，果断终止以避免更大损失未尝不是合理做法。但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完善思路之后继续推进，于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一些有兴趣、有实力的作家加盟，基本维持了原定4册的规模，同时鉴于稿件体裁不一的现实，果断从内容风格入手命名，开创了一个叫作“校园纯小说”的丛书项目。这时，儿童文学市场开始升温，我所在的出版社原创产品缺乏，于是营销部门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项目推广，常规渠道当年发行了1万多套，又赶上农家书屋遴选重点图书，该丛书荣幸入选必备目录，累计发行超过10万套，还获得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冰心儿童图书奖等重要荣誉。
　　长篇儿童小说《少年与海》走的则是另一种轨迹。作者张炜最初希望将他所写的5个小故事做成5个分册，每一册里都有一个似真似幻的“小妖怪”，丛书因此定名为《海边妖怪小记》。因为作者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想法也比较成熟，所以作为出版方，我们很长时间里都未提出异议。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发现，5个故事由3个共同的线索人物串联起来，事实上具备很好的长篇小说的形态，但5个分册的物理形式却非常不利于强化贯穿在5个分册之中的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的共同主题。考虑再三，我决定建议作家将5个故事组合起来形成一部叙事主人公明确的长篇小说，这一方案大大提升了该书内容的厚重性和形象的典型性，《少年与海》就这样产生了。细想起来，面对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大作家，我如果没有跨出关键一步，一本好书也许根本无从出现。
　　上述两个例子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已有良好基础的选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多走一步的勇气，还要有对选题进行整合升级的能力。

善于从“国之大者”获得灵感
　　我2021年主持策划的《谱写发展奇迹：新中国重大经济成就精讲》（以下简称《谱写》）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回顾该书从酝酿到面世的整个过程，我有一个突出感受，那就是：“国之大者”是精品力作的不竭源泉。
　　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后，我有了从经济角度呈现新中国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想法。明确了这一思路，选好作者就显得非常关键。为此，我查阅了《谱写》立项前权威经济学刊物近5年内发表的几乎所有重点文章，又请相熟的作者进行推荐，最终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贺耀敏。贺教授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对编辑工作的意义、价值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他对我从经济史角度切入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成就的想法非常赞同，对于我尽可能通俗化表达的要求也非常理解，于是编创双方达成高度一致，项目实施非常顺利。该书后来入选2022年11月“中国好书”月度榜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社会效益。
　　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同样是从“国之大者”得到的灵感启发。2020年年底我思考如何组织当年主题出版重点项目的时候，很自然地注意到中宣部当年主题出版选题重点第五条“认真组织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选题编写出版工作”的表述。恰在此时，我获得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相约建党为核心事件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即将开播的消息，立刻意识到，基于相关素材推出一部比影视作品挖掘更加深入、表现更加充分、内容更加厚重的主题出版精品图书，正是我们出版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出贡献的极佳路径。于是，长篇历史小说由模糊灵感变成了清晰选题。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在优秀主题出版项目诞生过程中，编辑人员要善于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国之大者”获得灵感，从而将选题具体化、精细化。

精于把业务和科研深度融合
　　编辑的强大学术能力在成就出版精品过程中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出版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钱钟书先生的精品力作《谈艺录》历来享有盛誉，这一名著的问世，固然源于作者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博闻强记，但即便才高如钱先生者，也对该书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的功劳赞不绝口：“校书者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周振甫先生的确身兼名编辑和学问家双重身份，他的《文心雕龙注释》等著作所显示的坚实学术功底无疑为他赢得了作者的极大尊重，对于编创双方良性合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觉得编辑把业务和科研结合起来，在这两个方面都用心思考，职业生涯中一定会有很多值得珍藏的收获。
　　我曾对本人职业生涯经历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同时收集了很多业界人士的编辑手记、案例分析、出版业态研究成果等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国家出版基金、“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等入选项目为重点研究对象，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活动大大加深了我对相关问题尤其是主题出版概念和践行路径的理解，对于自身业务能力提高有莫大帮助。2021年，我主持本社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获得3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2年主持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申报，有两种入选。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基于业务实践进行必要的出版科研对编辑职业成长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编辑都被定义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辅助角色，很多编辑因此职业自信不强、职业目标不高。但是我想，无论环境如何定义我们，作为能动的职业个体或者群体，我们依然能够积极作为。如果每个编辑都把文化自信装在心中，时刻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编辑代表作，久久为功，新时代的出版事业一定会因为我们的贡献而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