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在调整中加速

　　□本报记者 章红雨

　　我国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在提速。这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2月16日在第十二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获悉的信息。据当天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2022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体规模全年达到12762.64亿元，比上年增长8.33%。其中在线教育2021年收入达到2610亿元，仅次于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排名第三位，比2020年的收入2573亿元增长了1.42%。

　　促使教育出版融合发展提速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不足及方向在哪里？在2月16日举行的数字教育与出版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来自出版、高校、IT等领域的与会者，对此作了详细分析。

　　政策为加速提供动能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毅敏首先报出他关注的3个数字。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园网络接入率已达100%，多媒体教室占比达99.5%。中小学国家智慧教育公共平台上线近一年来，平台访问总量超过67亿次，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库。他认为，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董毅敏说，不止于数据。2022年4月中宣部发布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重点提出，要强化出版融合发展内容建设和加强前沿探索应用，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鼓励出版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加强合作，促进相关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这些都为出版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能。

　　对此，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张泽表示赞同。他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着力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新征程上推动我国数字教育出版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出版转型再造如火如荼

　　在张泽看来，随着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加速推进，以技术、数据赋能为主线，教育出版行业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如火如荼。

　　张泽以高教社为例介绍说，在内容资源建设和数字产品研发方面，高教社积极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从提高内容质量、创新内容呈现、丰富产品形态、整合优质资源入手，持续推出新形态教材、数字教材、数字课程、试题库、电子书、有声书、专题资源库、虚拟仿真实验等新一代数字产品，不断推进教育出版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创新，使教材的适用性和服务课程教学的能力得以较大程度的提升。

　　在以平台为支撑的教学服务方面，高教社紧扣教育教学需求，持续建设用户体验好、运行效率高的在线教育平台，已形成“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智慧职教”、“实验空间”、“iSmart（外语智能学习平台）”等在线教育系列品牌，累计汇聚类型丰富、覆盖学科齐全的在线课程近3万门，注册用户超过8000万人。

　　在支撑数字教育业务开展的核心能力建设方面，高教社以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契机，积极跟踪、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数字教育标准和新技术的应用成果，着力开展数字化教学资源研发能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能力和互联网运营服务能力建设。

　　标准化确保数字教材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对基础教育学习阶段的数字教材提出高质量出版要求。

　　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副编审沙沙认为，数字教材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新教材形态。高质量数字教材的特点是，能在数字环境下承载国家意志，并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和规划；能反映教育数字化发展中的课程改革要求；能指导师生有效开展数字化教学活动；能为教育数字化战略提供基本保障、消除数字鸿沟。

　　如何建设符合教育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高质量数字教材？沙沙认为，在技术上能够符合国家教材治理的法定流程和审核要求；能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个性化教学与共性课程要求之间的统一，体现数字技术对立德树人、素养发展等方面的有效支撑，融入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技术体系，消除信息壁垒、数据孤岛。同时，支持各类数字化教学先进理念和高效教学策略，在内容资源设计上体现内容信息与教学活动的结合。还有，能发挥数字教材在数字化教学实践中的托底作用。

　　在沙沙看来，数字教材做到这些会取得“三效”，即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环境下的整体教育质量；能够在教学过程和学生能力、素养发展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高效率；能够在效益上维持“保本微利”的教材出版原则，并形成一定的出版产业效益。

　　但是，标准化是确保高质量数字教材出版的关键。沙沙呼吁，数字教材标准体系建设具有紧迫性，期待教育信息化和出版领域的各位专家、同仁能共同参与到面向高质量数字教材的标准体系研究和建设中。

　　教育出版转型入口何在

　　“教育出版社的转型方向是在线教育。”与多家出版社有合作关系的北京网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张震一语道破天机。张震认为，目前营销体系正在出现品牌化、无人化的趋势，同样内容的“文字版本”与“视频版本”传播效果具有指数级差距，视频已成为主要的流量入口。在“双减”大环境下，教育领域的各种刚需仍然成立，很多机构换了一种方式满足用户需求，值得出版社借鉴。

　　在张震看来，出版社数字化转型有4条路径，即电子书、资源库；在线教育平台、虚拟实验实训、测评系统、混合学习平台；群体学习、工作坊、SPOC、虚拟教研室；按需出版、因材施教。出版社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转型方向，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的“我们将深化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一体推进资源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成长个性化、学习社会化，让优质资源可复制、可传播、可分享，让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以教育数字化带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应对数字化的挑战，出版社该如何对外协作？张震认为，需搞清楚数字化教育市场的4个主要方向，即资源数字化、场景数字化、组织数字化和个人服务数字化。

　　其中，资源数字化主要是数字教材、数字课程、数字资源的在线教育业务，市场规模有1000亿元；场景数字化，即为每一个机构定制数字平台，内容包括在线课程体系、教学互动工具、模拟训练题库、考核评价标准、数据分析看板等，市场规模2000亿元；组织数字化，即为每一个机构进行组织赋能，内容来自每一个个体，联接产生价值，市场规模1万亿元；个人服务数字化，即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创新人才培养、生涯规划、就业服务等，市场规模数万亿元。

　　张震认为，出版社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工具）是实现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要素。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郭绍青则认为，数字出版将是一个云服务生态链。他的判断是：教材、著作等以知识为核心的内容组织，会向知识、技能训练、探索为一体的多媒体资源融合的虚实融合交互资源系统化发展；数字人技术（智能导师等）是出版物必然的选择；独立的出版走向关联性、体系化；知识性、技能性、智能化、体验性、探究性、场景化成为数字出版的基本要件；出版体制与机制将会重组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