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个书房

　　我幼时全家人常年挤在一间住房内，家中一共也没有几本书，当然无所谓“书房”。

　　1979年，我考进南京大学读研，成为一个专业的读书人。我的宿舍在南园十三舍二八室，五人一间，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平时很少露面，二八室便为我与同门张三夕共享。除了到教室去上课，或是到图书馆去读不能外借的线装书，我俩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书。我们的两张床铺靠着窗户，两床之间放着两张小书桌和两张方凳，此外就针插不进了。宿舍里没有书橱或书架，我们的藏书都堆在床上，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

　　二八室虽然简陋，却是一间名副其实的书房，因为我与三夕从早到晚都在室内读书。我们达成一个不成文的默契：读书时不闲聊。我们黎明即起，夜里11时熄灯就睡。除了结伴到食堂去用餐，以及晚饭后到北园稍事散步，从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虽然相对而坐，却不交一言。三夕比我年轻5岁，但他少年老成，极有定力。每当我忍不住要想与他说句闲话，总是看到他全神贯注状若入定，便赶快凝神收心。我在那两年里真的读了不少书，好好地“恶补”了一番。

　　1982年我开始攻博，次年女儿降临人间。在以后的几年里，马鞍山十号便是我的书房。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女儿渐渐长大了，她不满于把玩具摊在床上，便觊觎我的书桌。她把积木搭在书桌的边缘，还不断地要求我把胳膊往里移，我只好尽量蜷缩全身。她歪歪扭扭地搭成一座危如累卵的高塔，便得意地邀请我回头观赏。有时我敷衍说“好”，她就大声抗议：“你看还没看呢，就说好！”有时我一不小心碰倒了她的高塔，更会遭到妻女的联合抗议。但不管如何寒碜，马鞍山十号毕竟是我完成博士论文和《杜甫评传》等著作的地方，是我平生的第二个书房。

　　1993年，我当上了“博士生导师”，有资格住进南大的“博导楼”，移居到南秀村二十五号六六室。房子虽小，却是“三室一厅”的结构，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拥有一间“半独立”的书房。说是“半独立”，因为它还兼着起居间、客厅之任。有了这间书房，我读书写稿都比较从容自在了。

　　我开始放手购书，不久就把顶天立地占了一面墙的书橱给塞满了。其余的书只能沿墙堆放，很快堆积成山，并蔓延到卧室的床底下去。我的购书计划戛然而止，找书也变得麻烦无比，我哪能记得某本书的准确位置呀！况且即使我记得该书是在书堆的某个部位，要把它掏出来也太费周折。有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开书山，却发现该书并不在我记得的位置，简直懊恼欲死。于是只要想找的书是深埋在书堆之中，我就立马下楼，骑车飞奔到系资料室去查阅，反倒能节省不少时间。妻子下班回家，我便向她诉苦，不料她反而大喜。她认为我先下到一楼再爬上六楼，又骑车到校园来回一次，等于是锻炼身体，“省得你成天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

　　我本来想在南秀村二十五号一直住下去，虽然它面积太小无法藏书，但校园近在咫尺，上课、借书都很方便。可是几年后中文系和图书馆古籍部相继迁往城东的仙林校区，南秀村的区域优势顿时消失。我与妻子跟房产中介打过几番交道，便于2009年移居城东的美林东苑，女儿则漂洋过海去自糊其口了。

　　新居是二手房，装修之简朴深合我俩之意，我们入住之前只需粉刷墙壁，并尽可能多地在墙上打书架。我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它不再兼作客厅、起居室或储藏间之任。窗外则一片绿荫，常有小鸟在枝头啭鸣。每当我坐在窗前，“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二句陶诗便涌现心头。

　　书架多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书。像《全宋诗》那样多达72巨册的大部头典籍，也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站立架头。当然，迄今为止，我的藏书乏善可陈。总量尚不足万册，又没有任何珍本书。我一向只读常见书，对珍本敬而远之，更不会费心搜罗。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我家的独特地位。客厅书架的顶端安放着两尊杜甫瓷像，都是来自诗圣故里的赠品。一尊作常见的持卷远眺状，另一尊的造型独具匠心：杜甫不是俯瞰大地，而是举头望天，基座上刻着“月是故乡明”五字。客厅壁上有一幅题着“清秋燕子故飞飞”的杜甫诗意画，是老友林继中的手笔。

　　我的四个书房是我从“青椒”变成老教师的人生道路的一串轨迹，中国的大学教师好像都有类似的经历，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但我还是痴痴地想，要是让属于“后浪”的“青椒”们提前二三十年拥有我的第四个书房，那该多好！

　　（摘自《书房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