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多元化作者队伍 搭建沟通中外文化桥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作为一家致力于中国题材外文图书出版、发行和推广工作的专业机构，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是五洲传播出版社的重点工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他们先后推出了“外国专家看中国”“追踪中国”“拉美专家看中国”“新时代的马可・波罗”等丛书，搭建文化桥梁，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围绕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宏。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五洲社近两年市场反响比较好的书是哪一本？原因是什么？

　　关宏：美国记者聂子瑞所写的《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是一本市场反响很好的书。

　　这本书的成功，首先是因为聚焦中国扶贫成就这一举世关注的主题。作者亲历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故事，彰显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面临的特殊挑战、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次是作者独特的身份和视角。聂子瑞是个美国“80后”，美国新闻学专业毕业，在华工作16年，走遍中国内地的每一个省份进行采访报道。

　　这本书为中外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讲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故事，还是人类的故事”。他的写作不仅可以让那些来不了中国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也能启发许多中国读者重新去了解自己的国家。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记者是一支重要作者队伍。此外，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写作者也颇受关注。这两种类型的作者在五洲社图书中占比如何？您对这类图书的作者身份怎么看？

　　关宏：应该说从一开始，这两类作者在我社图书的作者队伍中就同时存在，也是两支主要的作者力量。比如我们出版过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他是记者出身，与斯诺是朋友。我社最早的一批作者，也有不少属于在中国长期居住、到中国深度游的人士，比如龙安志、威廉・林赛等。

　　通常来说，记者的职业身份，让写作相对更具专业性、更具宏观视野，但这一职业身份也可能让写作者局限于一时一地，缺乏持续深入的体验。而在中国长期居住、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这一批作者，往往能认真体验和仔细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个体角度反映中国的变迁。

　　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两类作者身份也常常相互融合，在保持自己相对优势的同时，更多借鉴其他信息来源。比如，聂子瑞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对很多采访报道过的地区和人物持续关注、回访，突破了新闻记者身份的限制。而在信息时代，那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非新闻专业作者，也很容易获得许多专业、宏观的信息，并将其采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当前，研究中国的学者型作者也在增加。在五洲社的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作者身份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关宏：近年来，国际中国学研究发展迅速，研究领域不断延伸，研究队伍持续扩大，研究成果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这些变化与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中国与世界逐步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海外中国学资源日益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

　　现在，我们更多的作者，比如“新时代的马可・波罗”丛书中的作者马克力文、李莎・卡尔杜齐等都是学者类型。这也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作者群体的一个变化。学者型作者的增加反映的是时代需求、时代趋势。

　　五洲社一直注重学者型作者队伍的挖掘和建设。以2016年的“拉美专家看中国”丛书为例，该丛书包含《全球化时代的智利与中国》《中国：大国的构建》等5种，以专业、顶尖的外国学者视角展现了一个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生机勃勃的中国。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您认为近年来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有哪些变化和趋势？五洲社在这一领域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期待？

　　关宏：近年来，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中，早期那种猎奇式的、“冷眼旁观”式的基本没有了。专业记者新闻报道式的图书仍然有生命力，而在中国长期居住、深耕型写作和深度思考的学者型写作呈明显上升趋势，已成为这一类图书中的主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微观视角，同时也具有宏观视野，图书市场反响很好。

　　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是五洲社的重要板块。我们会进一步挖掘和建设作者队伍，进一步丰富题材和资源，服务国家外交外宣大局，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进一步做大做强外国人写中国系列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加强国际交流对话，坚持海外需求导向和品牌战略提升，强化鲜明对外出版特色优势，更好搭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真实、立体、全面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相通、文化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