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把金针度与人

　　□孟国栋

　　作为“问学”系列的一种，杜泽逊先生的《求学与治学》（浙江古籍出版社）近日出版，全书由“致青年学子们”“致老师们”“会议发言及访谈”“学术评论与杂记”“序言”5个板块组成，共收录各体文章34篇，以杜先生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为主，兼有少数学术评论和书序。

　　这些讲话或针对年轻学子，或面向高校教师，或直面媒体大众，发言的场合和对象容有不同，因此各篇文章在形式、措辞和容量方面均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它们又有着共同的学术情怀和治学理念，现举其大者简述如下：

　　首先是强烈的家国情怀。由于某些特殊机缘，杜先生年轻时即参与了许多大型的集体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大局的，从那时起，杜先生已经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国家甚至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杜先生不仅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国家服务，对前人的工作亦作如是观，他在《近代文学学科的特殊使命》一文中提到：“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承载着特殊使命……几乎以往没有什么时期，文学与国家命运联系的紧密度如此之高。因此，文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研究，而是文学与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与民生的研究。”并且高度评价郭延礼、钱仲联等先生的工作正承担了这样一种特殊任务。可见，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理念，已深深根植于杜先生的思想之中。

　　其次是通达的学术观念。杜先生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深谙古人治学之艰辛，也使其具备了一种通达的学术观念。如杜先生认为科研论文包括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形式，并且特别强调“说明文也是科研论文，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明文可能是客观描述，也可能是重大学术成果”。杜先生多次提到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将学术发现与学术创造同等对待。与之类似，古籍整理在很多学校也不算科研成果，但杜先生认为标点，哪怕一个标点的改动，都是整理者的劳动所得，持论显然更加公允。

　　这种通达的观念在培养学生方面也同样可见。如尼山学堂的师资配备，虽然首先考虑山东大学，但也绝不将就，如果山东大学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就去外校请。尼山学堂虽以培养国学高端人才为使命，希望培养出一批杰出学者、著名教授，但杜先生并未将眼光局限于此，在对尼山学堂第九期新生的讲话中提到：“除优秀学者外，还可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各层次的教师。做一位中学老师也非常难。”并进一步解释说，“不论是当公务员、记者，还是编辑，都会成为本行业的优秀人才，这才是所谓高端人才的含义，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做同样的工作。”

　　最后是先进的服务理念。杜先生历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4月起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2022年1月兼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多年的行政经验，使得他树立了良好的服务意识，养成了先进的服务理念。这种理念既体现在服务于国家文化大局方面，也体现在服务于学院的日常运作方面。

　　杜先生参加和主持的大型文化工程，筹划成立尼山学堂并长年担任尼山学堂班主任，均属服务于国家文化大局的层面。杜先生1994年借调到北京大学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4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5小时，审校清样384万页，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没有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意识是难以坚持下来的。除了自己有这样的意识以外，杜先生还希望学生们也树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

　　杜先生就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以后，在制定文学院章程方面也体现出了先进的服务意识。如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不仅主张出版资助全部由学院承担，还要考虑支付稿费。在进人方面，主张重点引进中青年学者，并且希望学院切实做好服务工作。

　　杜先生曾引用陈尚君师的话说：“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和院系领导的胸怀。”杜先生的这种意识和胸怀，不仅能够使尼山学堂、山东大学文学院走上健康、快速发展之路，对我们读书治学也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求学与治学》以杜先生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为主，多用口语写成，且每每从其自身经历出发展开叙述，读来如同当面聆听杜先生的教诲，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无论是初入学术门径的青年学子，还是已为人师的大学教授，抑或从事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均可从中获益良多。其他如古籍整理的具体方法，读书治学的基本原则，古籍数字化的实践方案等等也可从本书中找到答案。杜先生在序言中称本书为《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的姊妹篇，两书合观，我们应该更能体会杜先生金针度人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