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现代”的探索

　　□王学斌

　　近年来，因在单位担任近代史讲授工作之缘故，每临备课之际，脑海中不禁有3个问题久久盘桓：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党校为何开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课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员干部，究竟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怎样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近代史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而言，该如何定位，其意义又如何？

　　令我倍感惊喜的是，李怀印先生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对解答以上三大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看待这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诚如作者所言：“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毕竟以今视古，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朝着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时空跨度与内在架构都极其宏远甚或繁复，以至于往昔学界所惯用的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等叙事路径都不足以将这一脉络书写清晰。

　　基于这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李怀印在其新著中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笔者以为，最为关键的有如下三点。其一，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对西方既有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进行必要的反思。按照李怀印的提炼，自1600年以来，中国的最大特征便是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的独一无二的结合。该概括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自身独特性与主体性颇有价值。其二，中国的“现代”如何可能？李怀印给出了解析这一历史过程的3个关键环节，即明清以降再造的多族群的疆域国家、通过变法革新融入近代世界国家体系以及实现国家重建及整合改造中国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由之延伸，李怀印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架构：地缘政治环境+财政军事实力+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此种研讨路径紧紧抓住了近代国家转型的枢纽所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要议题的展开。

　　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明根性恒久是理解中国之为“中国”的根本，恰如书末的观点：“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一言以蔽之，历史的结论归根结底还需在历史的进程中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