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种城市叙事姿态

　　□金少帅

　　你会如何评价你所在的城市？如果是故乡，大约可以书写童年的记忆、年少的心事、街边的美食；如果只是暂居他乡，从点滴日常入手，事无巨细地还原与总结，也是描绘城市一角的捷径。

　　作家张爱玲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总是先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在这个意义上，在了解与抵达一座城市之前，先看看别人所写，感受形态各异的、书写城市的目光与视角，也别有一番趣味。

　　文史专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在新作《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引言中，就说明了他与南京城的渊源与距离。对于“二十岁那年负笈南来”、之后就长居南京的程章灿而言，他与城市的距离非常微妙。他的视角，既有遥远与老派的一面，这是“他乡”与“故乡”的区别、“此刻”与“历史”的距离；又有与城市朝夕相处之后，缓慢生长而出的、熟悉与温情的“新语”。

　　正是“新语”与“旧闻”奠定了《山围故国》独树一帜的城市叙事姿态。郁达夫写北平，心心念念的是“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这是城市文学叙事中旧大夫气质明显的田园之梦。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弄堂、闺阁、旧上海的梦魂花影，写了一个女人的史诗与命运，最终想要服务的却是，“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同样是城市叙事，程章灿不从小情怀小景观入笔，也不再描写此刻，这既是一位文史学家近乎本能般的写作习惯，又极贴合南京这座独一无二的、文学性与历史感交融的城市。《山围故国》的双线主题，“新语”与“旧闻”，已不再是二元对立。它们彼此交融，但又气质迥异，各自醒目。“新语”的气质，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新潮语汇去塑造拿捏。而“旧闻”，则更能体现《山围故国》的风骨与精魂。书中所涉人物，皆是作者从专业考据的研究成果中搜索出的“边角料”：帝王将相，失意文人，宦海浮沉的小官吏，以及历史转折处的“小人物”的一言一行。凡此种种，皆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打捞，有细节，有故事，有温度，有起承转合，有名士风流，文章虽“短”而“小”，却可以逼真地感受到古中国清峻而轻灵的情绪。

　　比如提及萧景墓石刻、“鬼脸照镜”石头城、古林寺与古林公园，程章灿并没有依循惯例描摹景点优美的外观、四时的变化，也不再刻画私人化的城市旅行心迹。一方面，作者用“小历史”的笔法，从细节的角度讲述了很多“老南京”都未必知道的南京故事和历史传奇。墓名是否以讹传讹，城市景观的前世今生，都可以作为切口，被作者耐心地探索、追问、分析，于细微处见知著，补充真实细节，调动逻辑推理，趋近历史精神。

　　另一方面，“小历史”能够更好地推动文本突破时空的界限，出古入今。如果说，《山围故国》中还有哪里拓展了城市文学，并以此形成标志，那么只会是文本中不停切换的空间，以及不同维度的空间所叠加的可能性。在《山围故国》的叙事里，时间与空间是被反复强调的主题，“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程章灿在用脚步丈量城市，但与此同时，他笔端却回溯到千年之前，事无巨细地还原历史长河中此地此景发生过的一切。“小历史”所拓展的城市叙事，既是“旧闻”的载体，又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人生感慨与宇宙意识的有效补充，意在言外，余味无穷。

　　《山围故国》呈现的，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追寻。这种精神，绝非大热的美食系列的纪录片，或者某本详尽的地方志，所能承载。美食只是城市的标签，地方志只是一种历史的忠实记录，这些都不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因循沿袭。不仅如此，过高或过低的姿态，都会损害情感的真实表达。所以程章灿试图用数十篇写给南京的“情书”，去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此刻的南京城与千年之前的金陵，有哪些文化领域的沿袭、传承、隐秘的改变；又有哪些千古不变，百世不易。

　　毫无疑问，对比古今，变化的一定是历史车轮之下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本身所提供的崭新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还原到《山围故国》，作者从容不迫地谈古论今，厘清城市的“小历史”“小掌故”；又或者不关乎价值评判，只做客观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山围故国》的底色是辩证和思索的，它不仅有对古中国温情脉脉的回忆，也饱含了对技术革新的现代生活的期许：用现实战胜虚拟，用历史的真实驱散娱乐的虚飘，用文字庆祝一座城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