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犁与报纸副刊

　　孙犁先生的晚年，从一个报纸副刊的编辑者，变成了一个投稿者。很长时间中，与他打交道最多的，除了家人、老友和文学爱好者之外，大多是编辑——期刊编辑、出版社编辑以及报纸副刊编辑。这一点，只需翻看一下《芸斋书简》附录的“孙犁书信年表”，即可一目了然。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孙犁先生经过“十年搁笔”，重新拿起笔来开始写作时，其投稿的路向还是以期刊为主的。但是，因彼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等，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禁锢，他的投稿并不顺畅，常常遭遇“退稿”。譬如在1977年6月16日，他在写给韩映山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我写了四篇小文以后，就没有再动笔。其中纪念郭（小川）的一篇，曾头脑一热投寄《人民文学》，后又摘出其中诗，寄《诗刊》，都善意地退回来了。这还是几经修正过的稿子。这样，就知道，多年不写，确实不行。以后再说吧！”

　　需要留意的是，这封信是写于全面拨乱反正之前。而在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孙犁与众多老作家一样，那压抑已久的创作能量，如炽热的熔岩喷发而出。孙犁不仅写得多，而且非常精彩，开启了其晚年创作的又一高峰。于是，找他约稿的编辑纷至沓来，与他约谈的中青年作家们也接踵而至。作为投稿者的孙犁先生，自然也不必自叹“多年不写，确实不行”了，他的文章成为众人争抢的“香饽饽”，常常有应接不暇的势头。

　　应当说，孙犁先生这一阶段的投稿路径，依然是期刊与报纸副刊并行的，并无厚此薄彼之意。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人们渐渐发现，孙犁的文章投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投给期刊的文稿逐渐减少，而寄给报纸副刊的却日渐增多。也就是说，投稿的“天平”越来越多地偏向各大报纸的副刊版面。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相较于报纸副刊，期刊的出刊周期太长了。

　　孙犁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他在1982年4月19日回复《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姜德明的约稿信中，曾对期刊出刊之慢作出过委婉的抱怨：“《昆仑》多次约稿，我无以应之，所以就把那序（指孙犁为《田流散文特写集》所写序言）给他们了，这刊物也太慢，九月才能登出。”孙犁有感于姜的热切约稿之盛情，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请你和田流同志商量一下，如觉得‘田序’在报纸发表好，可就近与《昆仑》说一下，用‘玛序’（关于诗的，他们也合适）把‘田序’换回。不知他们同意否。”（见《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第30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犁的这个建议被各方采纳，《〈田流散文特写集〉序》在1982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发，这比刊物预计的刊登时间确实快了4个多月。

　　如果说在给姜德明的信中，孙犁的抱怨还比较委婉，那数年之后，他在1986年4月29日写给杨栋的信中，就已经是直言不讳了：“《中国》上有一篇稿子，是他们电报约写的，寄去八个月才刊出。发表一点东西，如此之慢，真使人写作兴趣大减了。”（见《芸斋书简》下册，379页。）

　　相比之下，报纸副刊的“时效性”和“新鲜度”要高出许多。还以《人民日报》副刊为例：孙犁为《孙犁文集》出版写了一篇《自叙》，写好后寄给了《大地》。几天后就见报了。孙犁兴奋地给姜德明写信说：“序文见报如此之快，甚为铭感。”（见1981年9月4日致姜德明信，《孙犁书札》第22页。）

　　这一快一慢，就决定了晚年孙犁的稿件，自然而然地“流向”了报纸副刊。据《羊城晚报》副刊编辑杨振环回忆，孙犁曾跟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了，写的稿子希望能快点发，自己看得见，就是一种安慰。要想发得快，刊物不行，周期太长，最好报纸。”（见《百年孙犁》第212页。）

　　类似的意思，孙犁在1984年12月31日写给山东作家李贯通的信中则表露得更为清晰：“我有一个急躁性子，写了文章，就想争着发表，又在报社工作，所以有些文章出去得很快。”（见《芸斋书简》上册，第347页。）

　　孙犁先生的“急躁性子”，客观地说，对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而言，委实不是一件坏事。由此，报纸副刊成了晚年孙犁的“主战场”，他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感、信札、读书记、书衣文等等，流光溢彩、云锦天章，纷纷散落在大江南北的报纸副刊版面上。由此，孙犁先生与各地的报纸副刊，又增添了一层深缘。

　　（作者为《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