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大部头”是幸运

田昕

　　150万字的《茅以升全集》、480万字的《严复全集》、50万字的《周秦奴隶制说的批判》、22万字的《屈传与屈赋研究》……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副主任田昕编辑的图书中，很多书的字数都是以“万”“十万”甚至“百万”来计数的，而且这些书大都入选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对外出版项目、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等，还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优秀结项项目、天津市优秀图书奖、优秀天津地方文化图书等。

　　采访过程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一边看着田昕编辑书稿的目录，一边粗略地估算出她最近几年每年大概要看500万字。在同事眼中，日常工作中的田昕，不是在认认真真地看稿子，就是在风风火火地跑选题，她对出版的执着与热情，体现在日常工作中的些微小事中，对经手的每一本书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全部的感情。她说这是干编辑应该做的，自己只是无数兢兢业业一线出版人中的普通一员。

　　从一份工作到一份责任

　　1991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田昕，毕业时同时获得了历史学和法学两个学位。“本来我打算参加律考当律师，但是大学毕业总要先工作，正好有机会进入出版社，就很开心地来报到了。”当时的田昕对于编辑这个行业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编辑是做什么的”。

　　幸运的是，田昕一入行，就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和前辈。“是社里的老师们手把手地从最基础的常识开始，一步一步引导我走进了多姿多彩的出版世界。”田昕记得，带她的老编辑像导师给学生改论文一样教她审读稿件，出版科的老师教她认识不同纸张、开型、排版规则和装订方式，美术设计老师给她讲图书设计与其他设计的区别，老师们带着她去拜访很多有建树的学者专家，在领导和老师的鼓励下，田昕不仅完成了从读者到编辑的身份转变，也得到了独立运作选题的机会。“这一切的一切，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满怀着感激之情。”

　　田昕说：“对我而言，编辑从最初的一份工作，到现在的一份责任，用了快30年的时间，这其中有喜悦、有荣誉，当然也有失落、有挫败。在这个行业的时间越久，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但无论怎样，只要不停下努力的脚步，就会有收获。”

　　留下深刻印记的两本书

　　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有两本书给田昕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本是《编辑生涯四十年》，作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老前辈董延梅。“当时我还是一名新手编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既是书稿，也是教材，我很庆幸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审读了这样一本稿件。作为编辑，我能为这本书稿所做的有限，反而是它为我埋下了热爱的种子，让我开始对编辑这个行业有了最初的期待。”

　　另一个则是田昕的第一个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茅以升全集》，从2012年到2015年这3年的时间，完成《茅以升全集》八卷本。这套书全面搜集整理了茅以升的学术著作、科普文章、回忆随笔以及他一生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资料。田昕说：“每一幅图片的甄选，每一篇稿件的审读，每一个细节的落实，从立项到结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立体丰满地认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

　　采访中，只要说到自己编辑的图书，田昕就会滔滔不绝地介绍立项的初衷、编辑的过程，对于编辑过程的细节更是如数家珍，可说到自己，却完全没有准备，总想把话题转移到图书出版上去。对她而言，“为他人做嫁衣”与其说是心甘情愿，倒不如说是一种幸运。田昕说：“出版，往大了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往小了说，就是有些东西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来，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当你抱着这样的心情去做一套书的时候，那些纷纷扰扰、功名利禄就自动屏蔽了。”

　　踏踏实实才能水到渠成

　　田昕表示，现在对于编辑的要求更高更全面了，她也理解很多年轻编辑在实际工作中会感觉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但她认为只要想象力和活力在，就会成长起来。“在让社科类、传统文化类图书更亲民、更接地气这一方面，年轻编辑做得也许更好，因此这么看来，做大部头图书项目也不需要坐冷板凳啦。”

　　田昕说，自己做事一板一眼，习惯就每一项工作做个时间规划，中间留出机动时间，然后一步步推进。“在实际工作中，打乱计划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年轻人应该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面对一些特殊或者突发情况，尽可能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就好。”田昕表示，面对大部头的图书，年轻人既无须“望洋兴叹”，也不能抱有“临门一脚”的心态，踏踏实实才能水到渠成。

　　田昕也建议编辑扩大阅读面。“不同类型的图书看得多了就培养出了与文字的默契，另一个作用就是各类名词都能过一下脑子，就算记不住，看稿的时候也会有所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