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所遇 张望所爱

扫一扫，看《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一书背后的故事

　　“书出版的时候，我曾经静静地起身，肃立书桌片刻，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李培禹神情庄重地说道。

　　李培禹退休前是《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他口中的“他们”，是那些与他交往数十年的文化界友人，其中有18位人物收录到他的新书《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中。书中18篇文章篇篇动情，记录了臧克家、李雪健、赵丽蓉、张中行、于蓝、乔羽、浩然、李迪等文化名家的真实面貌与精神气质。他以朴素真诚的笔触，为这些“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艺术家留下了可被岁月存档的注脚。

　　在李培禹眼里，“这些人，都是我的挚友、好友、老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离世。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从拒绝到热爱，30年沉淀出的敬意

　　他的人生，与北京日报社的交汇，起初并非心甘情愿。

　　1982年，李培禹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在那个“单位抢人”的年代，他也如其他同学一样填写了6个志愿，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在“其他要求”一栏中，他竟写了这样的话：“坚决不去《北京日报》。”

　　“但偏偏命运就选中了我。”他回忆道，当他正高高兴兴准备去中国青年报社报到时，新闻系副主任秦硅却告诉他：“北京日报社已经把你的档案握住不放了。”

　　这段插曲，被他称作“命运的安排”。他本以为这将是个权宜之计，没想到报到第一天便动摇了他“找机会争取跳槽”的念头。当报社人事处告诉他“你多休息几天，14号来上班就行，给你开全月工资”时，他第一次感受到单位的“人性化”。到财务处办理手续时，接待他的美女优雅大方，像是电视台的播音员，“北京日报社，并不是外界想的那种‘刻板’的单位。”

　　很快，他进入夜班轮岗，开始了新人必须履行的“规定动作”：夜班一年。他被分配到一版要闻版。也正是这段艰苦但有意义的编辑生活，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北京日报》的深度与厚度，“这虽然是一张地方报纸，却是首都一张面向全国、内容权威的党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迅速成长为一线记者。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邓小平植树……这些当时新华社通稿一统天下的重大报道任务，《北京日报》都力争一席之地，而他正是被选派的那位“唯一的文字记者”。1983年8月，他在夜班干满一年的那天，第一篇以“本报记者”署名的新闻通讯登上报纸头版头条——《赵肸妩：立志开拓荒山 创业不畏艰险 进取其乐无穷》。那篇稿子本来可以前一天发的，细心的总编室主任说，推迟一天发吧，小李可以署名“本报记者”了。那一刻，他站在办公桌前，久久注视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报纸头条，感受到了一位党报记者的归属与荣耀。

　　“我开始真正热爱这张报纸，也决定踏踏实实留下来干。”他感慨道。

　　是书，也是信仰写下的纪念碑

　　李培禹调入副刊，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命运再安排”。当时他已是报社一线记者中的骨干，参与重大采访、屡登头版要闻，按部就班的发展路径应是进入要闻编辑或领导岗位。但在一次全社范围的岗位调整中，领导突然找他说：“你去副刊吧。”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副刊？我之前从没编过文学稿件，更别说当主任了。”他起初有些迟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这次“不按常规出牌”的调动，让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二段的“低开高走”。

　　“当时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刚从一线记者下来。”他坦言。带着对稿件的敏感、对文字的热爱、对人物的敬重，他迅速在副刊部站稳脚跟。而且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成长路径，他一来就是“主任”，这对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信任。“我知道我经验不足，所以格外尊重每一位编辑，用其所长。”

　　正是从这段副刊实战中反思凝练出的写作观与人物观，最终凝结成了《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这本书的精神脉络。

　　“这本书不是回忆录，也不是作品选，而是我几十年文艺采访的感情沉淀。”李培禹缓缓地说。书中收录的18位人物，无一不是他亲历、亲访、亲写而来——他们不是“素材”，而是朋友，是同道，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值得反复回味的生命交集。

　　“我从不追星。”他一再强调。书中写王洛宾、李雪健、赵丽蓉、于蓝，也写乔羽、浩然、刘绍棠、张中行、李迪……但也有很多名声在外的人物始终没有进入他的采访名单。“演得好但人品不佳的，我不写；写得好但人品差的，我也不会接近。你首先得让我尊敬，才能让我动笔。”

　　《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的内核，正是他一以贯之的采访标准：感动优先，人格为重。他说，写作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因为稿子该交了，而是“你不写，就睡不踏实”。

　　比如写李雪健那篇《雪落无声一品红》。雪健一贯低调，《渴望》《焦裕禄》使他大红大紫，各路记者围追堵截，他却“藏”起来了，不接受采访。李培禹也为此苦恼。他的朋友忽然说，你把你写过的文章给他看看，没准能行。“他看了，说‘你来吧’。”那是一场通宵长谈，从焦裕禄的角色，到现实与理想的交汇，李雪健谈得真诚，李培禹写得动情，最终成文的《走进焦裕禄世界》，《北京日报》破例整版刊登，当年还荣获了全国报纸副刊奖。

　　再如写赵丽蓉。那一次不是李培禹采访她，而是她“求他一次”。“她说，有个朋友去世了，好人走了得留个念想不是？但她自己写不出来，想来想去，‘揍’你合适。”老太太边哭边讲，李培禹边听边记，最终代笔完成文章《念想》，署名赵丽蓉。赵丽蓉老师因病去世后，李培禹含泪写下悼念文章，篇名就叫《念想》。这篇深情的文字也收录在书中了，今天读来，仍让人难抑泪水。

　　这些故事，是书中文字的背景音，也是《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立得住”的灵魂根基。李培禹始终坚持：稿子好不好，不在名气大小，而在文字里有没有温度，稿子后面有没有“人”。

　　他坚持选稿有准则：文章可以有锋芒，但不能缺温情；可以小切口，但不能失分量。他常说：“副刊不是‘轻松一读’，而是公共文化的一种价值表达。”他每年组织作家外出笔会，深入边疆、下沉生活，一篇篇好稿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他们副刊部也因屡出精品，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授予的优秀会员奖。《北京日报》的副刊版面“热风”“广场”“人物”“报告文学”“古都”“收藏”“北京杂文”等，成为读者心中有口碑、有厚度的文化园地。

　　“这本书，其实就是我副刊理念的延伸。”李培禹说。文字之外，还有制度之外的人情、有规范之外的信任。他在书中写下“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实际上，也在讲自己对文化的态度：写文章如做人，做编辑如立碑。

　　从编辑部到读者心里，纸媒精神未曾离场

　　《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出版时，李培禹已退休多年。

　　“我不是为了出书才写，是写着写着，突然觉得应该留下一本书。”他说。30多年写过近百位人物，最初筛出30余篇，最终精选18篇，“有的是因为人物已逝，我想给他们留一份纪念；有的是因为故事太真实，我想告诉更多人：我们这一代文化记者编辑，是怎么采访写稿、怎么精心做版的。”

　　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编辑室主任陈红，一个“既美丽又极其严谨”的责编。她对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图片注解都逐一核实，而让作者最感动的，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的终审。陈红告诉李培禹，丁总说他看着看着就流了泪，问：作者怎么做到篇篇感人呢？陈红比李培禹还高兴，她决定放大字号，扩展页码，重新设计装帧。《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就这样和读者见面了。不到两个月，竟有30余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出现现象级的热评。陈红和她的同事，又是比李培禹还兴奋，很快编选了一本非卖版的《评论选辑》。这份来自出版同行的尊重，让李培禹感慨万千：“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高奖赏了。”

　　评论家逄春阶的《真正的文化书写，是心与心的互相映照》，被《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发，一些自媒体转载时，干脆把标题改为《这辈子不枪毙不死》，来源则是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代后记）中，李培禹高中语文老师赵庆培的一句训诫，意思是勇敢面对挫折，绝不轻生！“虽有点‘标题党’，但也让我看到，这本书确实传到了更多人那里。”李培禹会心一笑。

　　李培禹说，有年轻人问他：“纸媒是不是快没了？”他的回答是：“不是没了，是变了。”他相信未来的纸媒不一定是大众消费品，而是“贵族媒体”，“它会成为具有典藏价值的文化载体，就像线装书、画报、碑帖那样，留下历史的痕迹与精神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