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技术赋能的四条红线

核心阅读

　　AI的深度融入正在改变出版行业的生产方式与价值逻辑。当前出版实践存在将AI窄化为“内容生成器”或“数字替身”的倾向，这种工具化认知不仅忽视了技术赋能的深层潜力，还可能引发系统性异化。

　　“确保高级人工智能系统的对齐与人类控制，保障人类福祉。”这是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在AI安全国际对话上达成的“上海共识”。在出版领域，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深刻改变行业生态。在AI赋能出版的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隐患：从业者对AI的过度依赖导致自主创作能力下降，出版价值面临异化风险，责任归属机制不健全等。如何在技术赋能与出版本质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质重构：

　　从工具依附到主体觉醒

　　AI的深度融入正在改变出版行业的生产方式与价值逻辑。当前出版实践存在将AI窄化为“内容生成器”或“数字替身”的倾向，这种工具化认知不仅忽视了技术赋能的深层潜力，还可能引发系统性异化。

　　第一，认知层面面临主体让渡危机。AI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创作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创作者过度依赖技术，逐渐丧失自主思考与创新表达的能力。这种依赖不仅削弱创作者的主体性，还可能使出版行业陷入技术驱动的单一模式，忽视内容的深度与思想性。

　　第二，出版价值存在异化扭曲风险。商业逻辑的渗透使出版评价体系被数据化指标主导，如点击率、阅读时长等。这些指标无法全面衡量出版的本质目标，如内容深度、思想性与文化价值。过度关注数据指标可能导致出版目标的异化，忽视内容的质量与内涵。

　　第三，责任归属机制有待健全。AI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责任归属变得模糊。编辑将部分内容审核与校对职能移交给智能平台后，可能导致创作与编辑过程中的深度对话减少，责任链断裂，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并引发出版伦理问题。出版界亟须在技术伦理框架中确立根本原则：AI不能只作为简单的“数字替身”，而必须作为“出版合伙人”参与出版过程。

　　风险洞见：

　　技术异化的四重陷阱

　　第一，流量逻辑对出版本质正在形成冲击。技术企业的生存法则与出版规律存在根本性冲突。商业机构追求用户黏性与活跃数据的底层逻辑，倾向于将知识体系解构为碎片化内容模块，通过即时反馈机制制造行为成瘾体验。这种模式正在侵蚀深度阅读能力与文化传承的培育土壤。

　　第二，外部刺激对内在驱动可能造成慢性绞杀。高频次的虚拟奖励机制重塑创作者大脑的奖赏回路，导致创作者对知识本身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持续衰减。出版最珍贵的“发现问题时的惊喜感”与“突破瓶颈时的顿悟体验”，正在被算法预设的标准化反馈路径所消解。

　　第三，出版主体在技术便利中出现退场端倪。大量出版过程呈现“三无”状态：无针对个体创作障碍的即时干预机制、无基于思想火花的深度讨论场域、无触及心灵的文化共鸣空间。

　　第四，技术普惠背后可能隐性分化矛盾。经济发达地区出版机构凭借资源优势对AI系统进行本地化部署和个性化改造，而欠发达地区只能被动接受标准化产品。这种技术适配差异可能导致更深层的文化鸿沟，使信息公平面临新的时代挑战。

　　治理逻辑：

　　四条红线的制度保障

　　红线一：自主创作的时空保障。为守护创作自主权，建议建立刚性制度，强制所有生成式智能平台内置“自主贡献评估系统”，确保作者自主规划生成的内容占比不低于60%。同时，建议将《作者自主创作档案》纳入出版质量评价核心维度，重点记录非常规创作思路与原创性表达轨迹。对于编辑也可建立类似制度。

　　红线二：算法透明的共治机制。为了打破技术黑箱对数据及应用的垄断，建议建立国家级出版算法备案审查库，强制企业公开决策逻辑树与训练数据谱系。同时，每年由编辑、作者、读者三方组成算法监督委员会，对核心模型行使质询权与修正建议权。

　　红线三：编辑终控权的制度确认。为捍卫出版者的主体地位，建议将“AI干预权”写入“出版行业编辑数字素养标准”，赋予编辑随时暂停系统的物理密钥与数据冻结权限。同时，出版机构数据官任职资格考核应增加“人机共治”情境模拟答辩，重点考察技术伦理风险处置能力。

　　红线四：读者否决权的法定赋予。为防止技术适配演变为认知驯化，建议立法保障读者每日至少一次无理由拒绝算法推荐的权利，系统需提供替代性阅读路径。同时，“技术异议行为记录”纳入读者成长档案核心项，作为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观察窗口。

　　制度创新：

　　构建人机共治新生态

　　第一，建立“AI出版合伙人”准入制度。建议出版部门成立专门的出版AI伦理审查委员会，实施准入制度的三重变革。首先，通过身份法定化程序，将“AI出版合伙人”属性写入“出版采购国家标准”，明确权责对等清单。其次，建立协议透明化机制，要求企业公开承诺自主权保障技术路径、算法解释可视化方案以及编辑紧急退出机制。最后，实施熔断制度，对突破红线的产品实施全国出版系统禁入，并建立行业黑名单与信用惩戒体系。

　　第二，重构评价体系。出版与传播指标应进行战略转向，慎用甚至弃用平台使用率、人均在线时长等效率至上指标。相反，应启用读者自主提问量、编辑暂停AI决策频次、跨学科方案创新度等思维质量指标。同时，构建“人机共治成熟度模型”，并将其纳入出版企业文化与科技创新评价的核心维度。

　　第三，推进编辑素养范式升级。出版教育体系应推进三重变革。首先，建议开设“AI出版伦理与干预技术”核心课程，培养编辑的技术风险识别与出版主权维护能力。其次，建立编辑领导力认证体系，设置“工具应用—风险防控—生态设计”三级进阶标准。最后，高管选拔应增加技术治理案例研判环节，强化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决策能力。

　　第四，创新试验机制。建议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三级差异化试验区，包括前沿探索区、普惠适配区和补偿实验区。前沿探索区主要在资源优越的地区试验人机协同内容重构与评价改革，探索技术赋能的最佳实践模式；普惠适配区则着重探索县域或某些细分行业的技术赋能出版最小可行方案与成本控制模型，确保技术能够惠及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补偿实验区则针对特殊需求读者开发辅助技术伦理框架与适应性评估工具，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试验区实行“创新豁免备案、风险兜底监管”机制，形成可复制的政策样本库。

　　文明视野：

　　守护文化自主的终极使命

　　出版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守护人类的文化主权与创造本能。坚守四条红线的深层价值在于为文化传承划出安全区，为出版主权筑起制度防火墙，为数字文明树立伦理界碑。真正的出版科技应当在关键认知节点保持沉默。划定红线不是阻碍技术进步，而是防止技术僭越出版的本质边界。

　　“AI出版合伙人”从理念走向制度实践，其意义超越技术应用范畴，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出版范式革命：对技术企业，是价值逻辑的重构；对出版组织，是文化模式的升维。

　　（作者祝元志系人民教育音像数字出版社副编审，朱琳君系中国编辑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