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著作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王东新著《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

作者:王先鹏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5-07-25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5年3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王东先生的新作《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得不说是我国马列著作出版史研究领域内的一件大事。该书共分为5篇、44章、一个导论和一个结语,从“中国人对马克思的早期接触”“中国马列著作出版的壮丽日出”“马列著作的系统出版”“马列著作出版的‘中国奇迹’”“马列著作出版的新时代新气象”,系统、全面呈现了马列著作自1896年以来在中国传播出版的百年历程。该书破除了学界以往对马列著作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碎片化”“支离性”倾向,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系统集成之作。其史料之丰富、内容之全面、思想之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体现了王东先生马列主义研究“六十年如一日”的深厚学养积淀,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该领域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佳作。

  自2005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被正式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二级学科之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发展与传播,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为了弥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领域的研究不足,近年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别在顾海良教授和杨金海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马藏》工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工程,对于填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和研究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尚缺乏一部完整、全面、系统总结和梳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的学术专著。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主编),距今已过去了40余年;200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王东、陈有进、贾向云著),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距今已过去了16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列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史、传播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出版发行、《马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工程顺利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如何系统总结马列著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发行的新情况、新进展、新经验,如何打通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将马列著作出版传播的理论源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潮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理论界亟须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王东先生的新作《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就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答。

  首先,王东先生《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系统总结了马列著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版。该书指出,“马列著作的系统创新出版,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奠基工程。”自李大钊先生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高度凝练并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以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世界瞩目的“两大奇迹”,首要就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苏联模式”教条、机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藩篱,以“两个不等于”“三个有利于”“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充满中国特色的话语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将其作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一,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推到新的科学高度,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实现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们说,守正是创新的根本、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的“十三个方面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取得的,马列著作在新时代中国的出版发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创新是动力、引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解决、实现的新挑战、新成就,要求我们不断回到马列著作中去,做到返本开新,这为马列著作在新时代出版发行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其次,王东先生《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打通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是一部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传播的通史。该书指出,“在以往的流行著作中,往往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作为在中国书刊中提到马克思名字的第一人(1898年),把梁启超作为最早开始介绍马克思思想的中国第一人(1902年)。但其实,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才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据此,该书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上限提到1896年,这就是说,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接近130年。这一观点无疑是很有创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130年历史进行阶段划分,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寻规律呢?该书以世界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为主要历史背景与参照系,作出“五个阶段”的新分期、新概括,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期(1896—1919)的马列著作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的马列著作出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的马列著作出版”“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的马列著作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的马列著作出版”,详细梳理了各个时期马列著作版本演化的历史,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全面、完整、具体、生动地再现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其中蕴含的“大历史观”视野和格局,令人赞叹!

  再次,王东先生《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将马列著作出版传播的理论源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潮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偏见。该书指出,“这部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历史,试图对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作出某种新的发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事业,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命运攸关的重大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西方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别有用心的“污蔑”不绝于耳。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对这些别有用心的“污蔑”进行回击和驳斥,就需要我们用理论讲政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精髓深度发掘,并以此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实质上,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30年,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严肃郑重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摒弃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王东先生的新作《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通过历史事实的详细梳理,有力地回击了对我们的“污蔑”。

  诚然,上述三方面不足以完全概况王东先生新作《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的优点。该书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如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列著作出版史,介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重要文献的出版、传播情况,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国际新动向、新走势,以脍炙人口的形式讲述了老一辈学者编译马列著作的故事,系统总结了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史经验,等等。同时,这部著作拓宽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特别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消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美国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出版中心历史性地向中国转移,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答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学术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但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惊人的思想伟力,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坚持真理,我们就会无往不胜!

  总而言之,王东先生所著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一书是该领域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历史梳理细致、理论性强、学理性深,既适合学术从业者深化“马列著作出版史”的理解与认识,又适合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培养,更适合马列著作的推广、宣传与普及。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