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编《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之双重镜鉴

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地方志文献中，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中国省别全志》及其续编《新修中国省别全志》，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外国人编撰并以外语刊行的中国省别方志丛编。这两套中国志书，因其编撰者日本东亚同文会的间谍机构特性，以及其编撰目的指向的侵略性和殖民性，使其成为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和实证日本对华侵略殖民的“历史档案”；而其编撰内容的全面性和精确翔实性，其调研和编撰方法的近代科学性和实证性，又使其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以及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历史文献，故对于作为“被记录对象”的中国而言，两套志书无疑具有双重镜鉴价值。

　　以1920年和1943年先后出版的两版贵州卷为例，这两部由日本东亚同文会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编纂的方志，既承载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又烙印着深刻的殖民印记。透过“侵略者之眼”记录的黔地万象，呈现出一幅学术价值与政治意图交织的复杂图景。尽管这些诞生于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的志书披着“科学调查”的外衣，实则服务于殖民掠夺的目的，但其扎实的田野工作、系统的分类框架与翔实的数据记录，意外地为20世纪上半叶的贵州保存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社会经济“切片”。这些记录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近代贵州的自然生态、人文肌理与社会风貌，更促使我们深入反思日本殖民情报工作的运作逻辑，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

　　由贵州大学教授王晓梅领衔翻译的《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和《中国省别全志·新修贵州卷》中文版，已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闻之倍感振奋。在此，想就此书之生成背景、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谈几点粗浅认识。

　　“东亚霸主梦”催生的殖民方志：背景与旨向

　　观读此书，首先需要明晰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目的指向。编撰者东亚同文会成立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宗旨内含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张目的深层意图，既鼓吹所谓“侵华正当论”，又服务于日本的“东亚霸主梦”。该会在中国上海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亦绝非单纯的教育机构。其创立者根津一出身日本陆军，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及其孙子、末代会长近卫文麿，均为日本侵华政策的核心人物。书院长期接受日本外务省之机密拨款，可谓典型的军、政、商“三位一体”的情报机构。

　　从丛书《译者序》可知，1901年至19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在华办学近半个世纪，培养毕业生逾五千众。这些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调查者，凭借专业的语言训练和系统的文化培养，深入中国城乡进行地毯式调查，路线多达700余条。他们潜入中国社会肌理，获取了许多本土研究者都难以触及的基层信息。其情报收集范围之广、数据精度之高，远非普通外国观察者所能企及。两套志书正是基于此类“实地调查”资料编纂而成。

　　《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成书于1920年，其基础资料是书院学生过去十余载的对华调查资料，既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获胜后进而实施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也是为“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尝试构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前期准备举措。其根本目的指向是一切服务于日本侵略扩张野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阅读时需警惕其话语立场与信息择取的偏向性。

　　《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出版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此时期日军深陷中国战场，亟须掌控大后方情报。贵州作为连接西南、西北的战略枢纽及重要资源产地，自然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较之初版，此版对交通、矿产、民族构成的记录更为详尽，直接服务于军事占领与资源掠夺，侵略性更为露骨。

　　体例创新与情报渗透：近代化书写中的殖民底色

　　从目录观之，两套志书呈现出系统的科学特征，是对传统方志的近代化改造。在自然环境部分，编纂者摒弃了传统方志的文学性描述，转而采用地理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方法。例如，“地理特征”章对地势、山系、水系的科学划分；“地质及地壳运动”章的专业分析；“动植物”章严格遵循生物分类学详列物种，并突出标注经济价值高的资源。“贵州各县气温概况”统计表更彰显了其数据化、实证化的实用取向。然而，在这种严谨的科学表象之下，其服务于日本资源勘探与经济掠夺的真实意图清晰可辨。

　　在人文记述中，编撰者着重剖析了贵州的社会治理与经济潜能。“省县市区行政制度”章节记录了从省府到保甲制度的基层治理，为研究晚清至民国贵州提供了珍贵资料。“民族与文化”章节不仅记载汉、苗分布，更专设“贵州方言”一节，以语言学方法分析音韵、语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经济建设行政”章节对农业改良、工业发展及汞矿等战略资源的记录尤为详尽，堪称一部战时贵州经济调查报告。

　　这种将传统方志框架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编撰体例，实为东亚同文会“实地调查”教育模式的直接体现，其终极目的是为日本渗透与控制中国社会构建“知识基础”。

　　史料价值与殖民视角的张力：批判性利用之辩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动荡，系统性方志修纂几近停滞。此书恰好系统记录了这一关键转型期贵州的社会变迁。其在经济数据、制度细节等方面的记录，可补中文文献之阙。作为外来观察者的记录，虽难免带有偏见，但也可能捕捉到本土学者习焉不察的现象，为研究提供独特参照。

　　与此同时，此志书也是研究日本对华情报活动、“学术殖民”的典型案例。其编纂体例、调查方法与关注焦点，清晰映射出殖民者的思维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方法越“科学”，其服务于侵略的效能就越大：交通数据可直接用于军事推进；方言音韵表可为情报人员提供语言训练参考。中国传统“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智慧，在此竟被扭曲为“知黔地者制西南”的殖民逻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马关条约》签订130周年，该志书中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首先，中译本打破了语言壁垒，使这批尘封已久的史料得以以中文形式完整呈现于中国学者面前，为学界提供全新的史料基础。其次，中译本之问世将显著降低研究门槛，使研究者得以基于新的史料，构建更加客观、立体的历史认知框架。这些文献既是日本侵略的实证，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见证，可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话语体系提供基础史料支撑。

　　历史棱镜与现实意义

　　《中国省别全志·贵州卷》是一套充满悖论的文献。作为日本侵华野心的产物，其调查初衷虽为殖民统治铺路，却意外地为20世纪上半叶的贵州留下了一份涵盖自然地理、行政制度、民族构成、方言特色、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记录。

　　面对这份由“侵略者之眼”记录的黔域图景，我们既需珍视其史料价值以存史补阙，亦应洞悉其生产机制以资治警世。书中诸如“省内未铺设一里铁路，交通极其不便”以及“附近山上无树，岩骨露出”等记载，不仅真实再现了昔日贵州“黔道难”的困境与贫瘠荒凉的景象，更以其客观记录反衬出今日贵州县县通高速、铁路运营里程8000多里、桥梁总数超过3万座，以及森林覆盖率从抗战前的9%跃升至如今63.3%的辉煌成就。这些对比鲜明的历史记录，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成就，以及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实证。

　　综上所述，这两套志书具有多重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其中文版的问世将为研究近代社会史、中日关系史等提供宝贵资料，更将为鉴往知来、立志民族复兴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