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侠亦温文

　　自林语堂以来，现当代中外作家、学者笔下关于苏东坡的生平传记、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在当今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在亿万读者和青少年人群中，借助纸质出版与阅读，叠加移动互联网及网剧、短视频等传播介质与传播手段，在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东坡文化热”。

　　在这股热潮之中，作家郭宝平于今年6月推出近54万字、上下两卷本的历史小说《苏东坡》（凤凰出版社）。说实话，打开此书之前，还是为作者捏一把汗的。在诸多宗师大家的名篇巨制之后，从故纸堆中还能翻出多少新意？

　　带着疑问读此书，连读两遍之后，不仅把心放回了肚子里，还真的可以说，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言以蔽之，可用7个字来概括：亦真亦侠亦温文。

　　亦真：在史料与虚构的经纬中重塑血肉灵魂

　　以人性审视人物，剖析人物的内心，把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血肉丰满、灵魂充盈的生命个体——这是阅读此书后的第一印象。

　　郭宝平在《苏东坡》中，借助对历史场景、事件、人物和细节的严谨考据与勾连，结合对史料留白处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以深刻的心理洞察和细腻的文学叙事，重新复原了一位个性鲜明、浑身充满着矛盾与纠结、并不完美，然而生动鲜活、复杂立体的主人公苏东坡。

　　何为“东坡”、何以“东坡”？那个英姿勃发的少年天才，是如何从一心“致君尧舜上”的苏轼，蜕变为了只求“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时代环境、家风家教、人物性格等诸多内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少年苏轼的成长：从眉山出发，到东京汴梁，进士及第、制科高中；从任职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到乌台诗案，先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脱下士大夫长衫的苏学士由外而内变身为了躬耕陇亩的东坡居士；最后，遇赦北归路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东坡先生，老病缠身，客死于常州。他一生奔波劳碌，大起大落，悲喜交加，艰难困苦，曲折坎坷。

　　郭宝平追根溯源，把苏东坡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的赤子之心和烂漫天真的性格本色，归结于其眉山家风和时代风气的双重滋养。生在家道殷实的耕读之家，祖父苏序的乐善好施、敢作敢为，父亲苏洵的快意恩仇与浪子回头、发奋苦读，母亲程夫人的坚忍担当、慈悲正直与言传身教……如此这般的家风家教熏陶之下，少年苏轼真诚、率直的性格底色得以涵养；而北宋开国以来推崇文治、奖励读书求仕以及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土壤，更让这位天分高而勉于学的读书种子，可以恣意地自由生长。

　　然而，走出眉山后的苏轼就没那么幸运了。每一次命运的转折，都伴随着内心巨大的痛苦与挣扎，他会在暗夜里默念“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也会在风雨中吟唱“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宝平的笔，生动书写了苏东坡斑斓宏阔的内心世界，所有平凡普通人都会拥有的恐惧、落寞、孤独、幽怨、怀疑、犹豫、执着，连同他的坦荡、旷达、豪迈、幽默、诙谐、淡定，一样地袒露无遗。

　　如果说，林语堂以浪漫主义的散文笔调塑造了一位近乎完美、符合个人理想的文化巨人苏东坡、一位“月下的漫步者”，那么，郭宝平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兼具文学性，他以考据为经，想象为纬，编织了一位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人间东坡”，作者无意放大东坡的旷达与坚韧，也无意掩饰东坡的脆弱、纠结与局限，让烂漫天真的苏东坡重回人间，从眉山一路走来，至死依旧是少年。

　　这样的东坡，是月夜踏雪的飞鸿，是寒冬逆风的旅人，是“倚杖听江声”的幽人。在郭宝平笔下，在9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苏东坡得以重新复活，他的血肉与灵魂，他的脆弱与伟大，唯其真实恳切，更能永驻人心。

　　亦侠：在儒释道精义的融会中锻造精神风骨

　　在还原历史真实、剖析复杂人性的同时，仔细梳理苏东坡精神风骨和思想境界的锻造与构成，是笔者在阅读郭宝平小说过程中的第二个深刻印象。

　　贬谪黄州以来，东坡以“此心安处是吾乡”来回应贬谪生涯的漂泊无常，既有孟子“穷则独善其身”、庄子“安时处顺”之意，又暗含禅宗“境由心造”的顿悟思想；在黄州作《赤壁赋》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表达了道家看待时间和宇宙变化的智慧；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凸显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情怀。儒释道精义的融合互济，让“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走出至暗的生命困境，实现了他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入仕以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苏轼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经世济民的践行机会。王安石变法初期，苏轼目睹新法实施中的弊端，顶着“非议新政”的压力，写下《上神宗皇帝书》，面奏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密州，遭遇旱灾、蝗灾，苏轼上书宰相痛陈新法之弊，吁请朝廷改弦易辙，为民请命；在徐州，黄河决堤，他与百姓一起筑堤抗洪，在城墙上搭起帐篷，坚守在现场……

　　如此种种，在苏东坡的人生旅途上，在郭宝平的细腻笔触下，桩桩件件，不胜枚举，已经成为苏轼生平事迹的日常，在他的从政以及贬谪生涯中，这些习以为常的言行举止背后，有儒者的担当与浩然正气，有佛家的慈悲与生命关怀，还有道家的抛却个人荣辱得失，无为而无不为的潇洒与超然之气。此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亦温文：在道德文章与人间烟火中彰显君子人格

　　如果说，“真”是苏东坡的性格底色，“侠”是他的精神脊梁，那么，“温文”二字，便贯穿了他一生一世的为人、为文和生活日常。无论居庙堂之高，或者处江湖之远，无论峨冠博带，或者草鞋布衣，苏东坡永远不改其温文尔雅的君子气度。郭宝平在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苏东坡平日里的待人接物、生活起居，在平凡、琐碎中，得以窥见苏东坡的文人本色。苏东坡的伟大，接着地气，因为温厚亲切，更显崇高。这是笔者对《苏东坡》的第三个深刻印象。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写道：“其文如其为人”——高度赞扬了苏辙、张耒的为文与为人，曰其文风如人品，淡泊深远、含蓄蕴藉而难掩才华横溢。同样如此，东坡先生的为文，既豪放，又深情，如朗月入怀；他的为人，既随和，又温文，更似春风拂面；他的生活，在柴米油盐中透着浓浓诗意。

　　居茅屋草棚，处野岭荒郊，苏东坡一样可以在暗淡无光的岁月里找到亮点。在黄州，苏东坡发明“东坡肉”烹饪之法，赋《猪肉颂》，又作《东坡羹颂》，纪念他的创新饮食“东坡羹”；在惠州，研究出“东坡烤羊脊”的吃法，还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写下劝农诗，教当地黎人从事农耕，他发明“玉糁羹”和生蚝去腥的新吃法，把粗茶淡饭吃出了“人间至味”。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深情款款的文与温文尔雅的人、柴米油盐的烟火与琴棋书画的诗意，大雅与大俗，就这么自然而神奇地融合统一在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东坡居士身上，一诗一文、一餐一饭，一滴水足可以见太阳，行走在人间烟火里的苏东坡，依旧是彬彬君子，风华绝代。

　　总而言之，郭宝平的历史小说《苏东坡》，重史料，去神话，立人格。作者以史家笔墨、文学想象加人性洞察，复活了一位真实、真诚并且烂漫天真的历史人物形象；借助剖析儒释道三种文化对东坡侠义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影响与熔铸，诠释了东坡精神风骨的内在支撑；关注如同邻家大叔一样的苏东坡，在平凡普通岁月里的待人接物、生活起居、为人为文，描摹他的夫妻情、手足情、师生情、朋友情……以及他对于人世间一往情深的热爱。东坡先生的温文尔雅，已然融入了人间烟火，温暖了世道人心。通篇而言，小说完整揭示出了人间东坡的可爱、可敬与可亲。

　　可爱的是那份天真未泯的赤子心，可敬的是那份为民请命的侠骨义，可亲的是那份穿越苦难的温文气，可传承的，是人间东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