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英雄才更真实

　　在左宗棠逝世140周年之际，近代史学者刘江华出版新作《孤勇：左宗棠新传》（岳麓书社）。在中外众多版本的左宗棠传记中，《孤勇：左宗棠新传》如同一块精心打磨的棱镜，折射出被传统叙述遮蔽的历史光谱。它超越对“中兴名臣”的扁平化颂扬，在档案的尘埃与家书的温度里，为我们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左宗棠。

　　本书首先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对历史迷雾的穿透与澄清。作者二十年潜心研究清宫档案，以近百万字原始文献为基，对诸多流传甚广的“信史”进行了重新考证。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故事几乎人所共知，但作者通过追溯此说源头，遍查左宗棠本人书信、年谱及其同僚下属的文字，发现抬棺出征之说缺乏当事人的直接记载，未必确有其事。这些订正或质疑绝非琐碎的考据癖，它们直指历史传记的核心责任——求真。当传记作者敢于挑战被广泛接受甚至浪漫化的叙事，以第一手史料逼近历史真相，历史人物才得以从传奇的包裹中挣脱，显露出更为本真的轮廓。

　　本书的另一卓越之处，在于它除了聚焦宏大的政治军事舞台，还将镜头照顾到了左宗棠的私人领域。书中以专章介绍左宗棠的身体状况、性格与爱好、读书与治学、银钱收入与支出、妻妾与儿女等，旁征博引，生动鲜活。这些日常琐细多为其他版本左宗棠传记所不载，本书虽以附篇形式呈现，却并非孤立的花絮，而是为了与左宗棠的功绩形成互文，共同拼合出传主完整、立体的形象。这种结构既满足了学术深度要求，又契合现代读者对人物全貌的认知需求，让今人一窥铁血统帅内心深处对家庭无保留的眷恋与脆弱，不禁感叹在“扫荡廓清一万里”的辉煌战绩背后，左宗棠承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

　　本书最可贵之处，在于拒绝为传主“涂脂抹粉”，勇敢地呈现了左宗棠性格的复杂性。左宗棠不是完人，也从未像曾国藩那样追求做个完人，在他身上成就与缺陷并存。他一面是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开办福州船政、力主海防塞防并重、推动新疆和台湾建省），另一面却性格褊狭、言语啰唆，还有喜欢自吹的毛病；他一面是捍卫国家疆土的民族英雄和洋务运动的先驱，另一面却固守旧观念，反对子女阅读《红楼梦》，还对“人肉入药”这样的残酷陋习表示认同。左宗棠与曾国藩、郭嵩焘的恩恩怨怨向来聚讼纷纭，书中对这两桩公案亦着墨甚多，不仅详细揭示了左宗棠如何与曾、郭从挚亲走向反目，还尝试从人情和道理上厘清当中的是非曲直，并不替传主遮掩。比如对于左郭失和，作者认为，郭嵩焘罔顾军情不愿给鲍超军供米确属处置不当，但左宗棠多番贬损、嘲笑有大恩于自己的好友，“显示出左宗棠德行有亏的一面”，不失为持正之论。

　　作者自言“不虚美、不饰过、不掩恶，力争写出左宗棠为人的特性”，无疑是在致敬和赓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精神。这一原则的贯彻，使得本书中左宗棠的形象彻底告别了单薄的“高大全”模板。他的矛盾、局限乃至错误，并未削弱其历史贡献的光芒，反而使其作为“人”的存在感空前强烈。当我们看到一个为丧子而“万念俱灰”的父亲，一个精打细算安排家用的丈夫，一个在官场潜规则中无奈周旋的官僚，一个心直口快、观念保守的凡人，与那个独任其难、收复山河的民族英雄重叠在一起时，左宗棠才真正从历史的神坛走下，成为一个读者可以感知、共情的人。这种祛魅书写，是对历史人物最大的尊重，也是对读者智识的真诚交代。

　　《孤勇：左宗棠新传》的“新”，绝非写作上标新立异或立论时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源于对历史真实近乎偏执的叩问，对人物复杂性充满勇气的揭示。书名所取的“孤勇”，正是对左宗棠一生不为流俗所左右、不为权势所折腰，“虽千万人吾往矣”精神品格的最好概括。

　　左宗棠一生得罪的人很多，他的夫人周诒端曾担心左宗棠身后难有好名声，“日后恐无人作佳传”。《孤勇：左宗棠新传》无疑证明周夫人多虑了。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超越了以往的左宗棠传记，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书写历史人物的态度与方法。曾经的一腔孤勇，已经在当代读者心中激起深沉而持久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