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忆故人

　　清明节快到了，我不禁又想起了刘杲同志。

　　真想他啊！

　　去年11月，我们敬爱的刘杲同志走了。宋木文同志曾说：“刘杲说他只是一个行政人员，就他长期在行政机关工作来说，我认同他的这个自谦式定位。但他与一般行政人员不同。他更是一个聪慧、一贯和深入的思考者，一个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手段、与时俱进的思想者。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论证缜密、自觉实践，又擅长文笔。”（宋木文《老同事、老朋友的心声》）这是木文同志的“心声”，我们亦有同感！应该说，这也是刘杲同志在业界受到普遍赞许和敬佩的缘由之一。这里仅就他重视和关心新媒体出版工作的情况略说一二，可见一斑。

一

　　这得从刘杲同志致木文同志《电子出版一封信》说起。时间是1992年9月16日，其内容是他和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同志，赴北京金盘电子有限公司调研电子出版物的发展态势后，向“班长”述说他们的感悟——光盘电子图书是否纳入出版管理范围，这个问题亟待明确！

　　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急迫性的问题。其背景是，我国的电子出版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是计算机软件，其媒体形态均为软磁盘。但到1992年前后，光盘类电子出版物发展迅猛，已累计出版多种容量大、检索快、引人入胜的只读光盘，标志着我国电子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他们深入调研，除了反映清华大学这家公司的发展情况外，还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刘杲同志说：“凡此种种，说明光盘电子图书正在兴起，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光盘电子图书是电子计算机和激光等新技术的产物，有印刷出版物所远远不及的明显优势。”他还说，“我认为，光盘电子图书具有出版物的基本特征：1.科学和文化的内容；2.物质的载体；3.能够复制，供团体和个人使用。因此，应当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地将光盘电子图书纳入出版管理的范围。我们起草《出版法》在写到本法覆盖的范围时，列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和其他出版物。这‘其他出版物’当中，就有为电子出版物留下的位置。”与此同时，刘杲同志向“班长”建议：“请永湛同志抓这方面的工作。软件出版管理问题，已委托田胜利同志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光盘电子图书的出版管理问题，建议请技术发展司着手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报署。”

　　由于电子出版产业发展迅猛，形势逼人，在刘杲同志致《电子出版一封信》一个月之后，中国出版协会电子出版研究会在湖北宜昌成立。应该说，电子出版研究会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为推动电子出版业纳入出版管理做了组织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

　　199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新闻出版署在管理新媒体方面又增加了新的职能——继199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压缩整顿音像单位的通知》，再次明确由新闻出版署归口管理音像出版工作之后，在“‘三定’方案”中，又赋予了有关电子书报刊的管理职能：1.制定电子书报刊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并指导实施；2.审批新办电子书报刊出版单位；3.组织审读电子书报刊，查处违禁出版物。

　　据此，我所在的音像出版管理司，更名为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司，新成立了电子出版处。分管音像电子出版工作的署领导，先是桂晓风同志，后为于永湛同志。

　　为落实管理电子出版业的职能，从1994年12月至1997年12月，新闻出版署先后颁发了《加强电子出版物管理的通知》《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3个文件，经过近3年多的践行，逐步补充完善了电子出版物的基本概念和形态，对促进我国电子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这里要说的是刘杲同志帮助制定第一个文件即《通知》的情况。当时他虽退居二线，但仍在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任职。这时，为落实起草《通知》的工作，分管署领导桂晓风同志带领我和电子处处长毛小茂首先去请教刘杲同志。两位领导的话题集中在电子版出版物的概念和形态上。刘杲同志说，这是《通知》的重点，也是难点，因为何为电子出版物，海外至今没有明确的、一致的说法。没有借鉴、参考的资料，刘杲同志建议多开几次“诸葛亮会”，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有收获，他也乐意到会。临别时，晓风同志说，《通知》是新闻出版署将颁布的第一份管理电子出版业的文件，涉及的是新的出版领域，政策性很强，他到署里工作不久，还望老领导指导帮助。刘杲同志笑着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他也需要充充电，学习学习，与时俱进。在随后的日子里，刘杲同志实际上是在为我们“打工”，他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对电子出版物的概念和表现形态，做了言简意赅、论证缜密的表述：本《通知》所称的电子出版物，系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使用，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电子出版物目前的主要媒体形态：软磁盘、只读光盘、交互式光盘、集成电路卡等，以及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其他媒体。

　　刘杲同志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电子出版物的概念和形态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尽管在随后颁发的《暂行规定》和《规定》中对表述的文字略有添加，但其整体结构没有变化。应该说，对这一具有原创性、经典性的论述成果，可圈可点，并将在我国电子出版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三

　　刘杲同志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仅在电子出版物纳入管理方面建言献策，还在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方面多有实招和建树，这集中体现在他不仅高屋建瓴地作出了电子出版业是“跨世纪的大块文章”的论断，还阐述了要做好这“大块文章”“需要三个基本柱石的支撑”的观点。

　　1996年，《中国电子出版》创刊时，刘杲同志曾在“代发刊词”《跨世纪的大块文章》中说：“继历史悠久的印刷出版和资历较短的音像出版之后，电子出版正在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大步踏上世界舞台。面对这新世纪的潮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的心情热烈而又冷静。”鉴于此，他重点指出：“电子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柱石的支撑”，即技术的支撑、文化的支撑和市场的支撑。“所有这些，既是发展中国电子出版事业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电子出版》为吸引各方、群策群力而要大声疾呼的主要内容。让《中国电子出版》的作者、读者、编者携起手来，在我们共同的园地里，做好电子出版跨世纪的大块文章。”

　　2000年，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电子出版》向他约稿，他回忆说，1996年在“代发刊词”中提出“电子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柱石的支撑”，这几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不仅需要这三个柱石的支撑，更需要这三个方面的紧密结合。许多问题就出在没有结合或者结合不好上。因此之故，他写了《强化技术、文化和市场的结合》，刊登于2000年《中国电子出版》第一期。

　　我们注意到，刘杲同志在论述三个支撑“紧密结合”时，是把“强化技术”结合放在首位的。这是强调，电子出版物跟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基本的差别就在技术上，它的更大发展，也离不开有关的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这里说的技术，概括地说就是多媒体技术。“在电子出版物上，技术和文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是赋予文化内容以最完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当然，也离不开与市场的结合，因为电子出版物是商品，商品要适销对路，如果不讲适应市场、不讲经济效益，发展电子出版产业是没有希望的。

　　刘杲同志还说，三个支撑的“紧密结合”，要贯穿在各个环节中。比如，在策划上，文化建设的普遍要求和多媒体消费的特殊需求相结合；在创作上，传统的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多媒体技术的特殊要求相结合；在营销上，电子出版物目标市场的开发和不同的电子出版物的消费者的定位相结合；在体制上，制作单位、出版单位、营销单位相结合；在人才上，培养不同的专业人才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相结合；等等。

　　好一个三个支撑“紧密结合”了得！这是实践的总结，也是理论上的提升。可以说，这期间在“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和“莫必斯”大奖赛中获奖的作品，如《辉煌五十年——中国》《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数据光盘）》《长城的故事》《中国皮影戏》《国粹——京剧》《龙门石窟》《故宫》《颐和园》《中国书法大典》《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华太极》《盛世钟韵》《中国水墨》《中国云锦》等，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结合都比较好，从而相得益彰，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有不少电子出版物结合得不好：或者多媒体技术很先进，文化内容却比较单薄，或者文化内容很丰满，多媒体技术却过于简单。这集中反映在“配书出版”的电子版出版物的工作中，文化内容很丰厚，却技术含量平平，有人叫这类电子版出版为“书本搬家”。我们追求的是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

　　世纪之交的洪亮钟声响了，大家都很兴奋，刘杲同志曾如是说：“到那时，印刷出版物、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都还将继续存在，不过相对的位置会有所变化。比如，在容量大、检索快的要求上，电子出版物会取代部分印刷出版物；在视听效果的保真上，电子出版物会越来越多地取代音像出版物。而印刷出版物、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都将面对网上出版的严重挑战……”（《对新世纪中国出版的想象》，1999年10月23日在《出版科学》发表。）

　　是啊，这是老一辈出版人对新世纪我国新媒体出版业发展态势的展望和嘱咐：“不论出版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有何神奇的变化，社会主义出版的文化性质和文化追求不会改变。”

　　清明时节忆故人——音容顷逝，涓涓皆是吾辈泪；驾鹤西去，何日再听您教诲！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署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