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旭华院士的一段送别

　　2月7日上午，正在开部门例会时，部门负责人接到一个电话：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武汉去世，需从特稿部抽调人手支援报道。很快，负责统筹这次报道的科教部负责人谌达军给了我黄旭华生前唯一传记作者——湖北大学退休教授王艳明的电话，并告诉我，湖北卫视的记者已经去了，抓紧。

　　在打车去往湖大的路上，我把《长江日报》曾做过的关于黄旭华的报道又看了一遍，并思索，已被很多报纸、电视台、报告文学作家报道过的黄旭华，如何能找出新的角度，挖到新的素材？

　　当日，对王艳明的采访是和湖北卫视同步进行的。在电视台团队用摄像机记录的同时，我也用手机同步拍下了视频。考虑到视频报道的第一要义是快，我马上联系长江日报视频号负责人周炬，并表示，我拍一段，传一段，希望后方编辑及时剪辑。就这样，近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迅速提炼并剪辑出6条小视频。其中，采访中意外发现一份黄旭华对传记初稿的订正手迹，我把照片传给特稿部负责人，他很快找到新闻点：黄旭华在15岁时将自己的名字从邵强改成了旭华，背后是希冀民族振兴的赤子之心。

　　另一条独家视频也算意外收获，结束电视台拍摄后，我发现王艳明的一个研究生在资料室自习，与他闲聊，发现他也见过黄旭华。通过这位研究生，我又联系到担任黄旭华资料收集工作的“师姐”项涓，并进行了电话采访录音，要来素材并编发了这段视频《黄旭华97岁时还坐轮椅上勉励大学生：拱手“祝你们成功”》。

　　8日凌晨1点，中船七一九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供社会吊唁的时间及渠道，我很快预约，并与王艳明一起同去。吊唁现场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低调、肃穆，同时有温情涌动。当天气温接近0摄氏度，七一九所家属院的老人们都穿着羽绒服、戴着毛毡帽，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自发来吊唁，还要步行上下很长一段楼梯，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我与编辑商量，主题就写：一场低调的吊唁会，一些怀念他的普通人。回程路上，出租车司机听完我的电话内容后打听：“是黄旭华去世了吗？”“为国家做了这么大贡献的人，就这么走了，静悄悄的。”我把这名司机的话写进了文章的结尾。

　　9日，我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联系黄旭华的家人，但他们都因七一九所保密规定及家属心情等原因婉拒了采访。于是，我继续联系王艳明，并协同《长江日报》摄影、视频记者，对他再次约了一次专访，从传记撰写过程与黄旭华的交往点滴角度，完成了一篇通讯《誓言无声》。《誓言无声》这几个字，也是黄旭华本人与王艳明在商量第一本传记标题时主动提出的，它代表了响应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及黄旭华一生默默践行誓言的两重含义。

　　文中有我们对黄旭华新的认识，如他的敬业：在黄旭华住院后，还常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好啊？我还要回去上班”；如他的平易近人：黄旭华愿意在访谈时给大家吹口琴助兴，愿意带着书去说服朋友帮王艳明的忙。为了写这篇报道，在前一天晚上，我已读完其撰写的内容最完整的一本传记《于无声处：黄旭华传》。

　　10日，黄旭华院士遗体告别的最后日子，这一天，与8日那场低调的吊唁会场景截然不同。正式仪式在10点开始，但在早上8点，我就发现了武昌殡仪馆附近的交通略有堵塞，天南海北的人们都赶来送行了。

　　根据采访分工，我负责的稿件角度放在了那些从全国各地来送别黄旭华的群众身上。标题选择了《他的名字，潜入人民心海》。这也是我在这几天的采访，与不同的人聊天的最大感受：人们讨论黄旭华最多的往往是他“隐姓埋名，为国奉献一生”，但他的名字，早已深深潜入人们心底。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