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安一生是部书

　　开明书店总公司全体练习生合影。前排左三为王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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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安发来微信，他的《我与出版 我与发行》一书，将要出版。我与王久安可说是忘年交，他1929年出生，大我18岁，是我图书发行专业的启蒙老师。

　　久安的一生是部书，是一部内容丰富、故事曲折的书。他17岁离家，成为开明书店的员工。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开明书店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时期，艰苦的环境与职业动荡，锤炼了他珍惜工作、爱岗敬业的精神，树立了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干什么就干好什么的人生信念。从业他就在开明书店做一线服务工作，打包、站柜台、登记填写图书销售报表，甚至记下学生和老师没能买到书的书名，帮他们联系，找到书后再通知他们买。这些具体、琐碎、繁复的杂务，都是出版社直接为读者服务的一线业务。一进入出版行业，他就扎扎实实从服务开始做起，在实践中，明确了出版是为他人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宗旨，树立了甘愿为这个宗旨默默奉献的信念。这个信念影响了他的一生，为几十年后他在出版社搞自办发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久安年轻力壮时，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计划科工作，后来又当发行科科长、发行处处长，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图书的总发行委托给新华书店代理，所以，《李自成》一书的畅销，张海迪的《闪光的生活道路——张海迪事迹》发行500万册，后面的《张海迪书信日记选》发行86万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张海迪事迹》续编发行90万册，那只是做辅助性的业务工作，算不得他的业绩，显示的是当年新华书店的辉煌。久安为出版发行业真正作出贡献，是在1985年出版社自办发行之后。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

　　是他第一个提出出版社办书市。出版社自办发行在“五无”的状况下开始：无发行机构，无业务骨干，无全国征订方式与渠道，无全国流通渠道，无周转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出版社自己办书市的设想。1986年，十几个社科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自发组成了首都社科书市办公室，首届首都社科书市，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树林举行，出版社自己搭棚设摊，直接向读者销售图书。虽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它是出版社观察市场，直接为读者服务的一个窗口，可以获得选题、销售、阅读趋向等许多重要的信息。有了这个书市，才有后来的北京书市和全国书市。

　　第二年，新华书店总店在秦皇岛开先河办了图书看样订货会，第二届首都社科书市也增加了看样订货的项目，出版社自带桌椅书架，搞看样订货。尽管只有44家出版社参加，但它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开端。

　　是他第一个与王府井新华书店建立特约经销关系。这得益于解放前，他在开明书店南昌分店的实践。当时南昌分店因销量排在16家分店的末尾，要被淘汰撤销，撤销后江西这块市场就成空缺。总店想到了代办这一招，请南昌的其他书店帮助开明书店代销图书，开明书店以优惠折扣供货。久安把这一方式用于现实，请王府井新华书店作为中青社的特约经销店，设专架专柜销售中青社的图书，中青社供货给予折扣。由此启发大家，相继“十联”“九联”等各出版社联合体，都与全国城市新华书店建立特约经销业务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在行业内号召出版社，在全国建立以城市特约经销店为支撑点，辐射基层书店的图书特约经销发行网。

　　是他第一个策划建立出版社横向联合组织。出版社自办发行后，在开展图书营销宣传和促销活动中，大家感到，单靠一个出版社自身的能力，搞这些活动非常吃力。久安第一个把新闻出版署“三放一联”的改革方针落到实处，率先筹划成立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等6家出版社的发行联合体，简称“小六联”。在“小六联”基础上，又增加法律出版社等，成立“社科十联”。随后科技联、教育联、经济联等相继成立，全国各种联合体遍地开花，有效地推动了出版社自办发行工作的成熟与发展。

　　是他第一个编写《全国千家出版发行单位名录》。出版社自办发行，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图书征订。当时全国出版社有560多家，新华书店就号称3000家，民营书店就更无法统计。这时出版社没有全国书店的联系方式，书店也没有出版社的联系方式。图书征订与业务合作无法联系。久安急发行单位所急，帮发行单位所需，操心费力，一面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批准授权，一面给全国数千家出版发行单位写信，请他们提供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火车到站站名、业务负责人、联系人。编成后，由中青社出版。这本名录成为出版发行单位急需必备的工具书，深受出版发行单位欢迎。为了名录的准确性、实用性与权威性，久安不辞劳苦，每年都要给数千家单位发信，及时掌握信息的变化，几乎每年都要重新再版。从上世纪90年代初直到互联网普及，这本名录一直是全国出版发行单位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除了这“四个一”，久安对工作的用心、认真、刻苦、勤奋，在业内有口皆碑。他是个聪明、有才干的人。他曾跟我说，有才的人，假如碰上爱惜人才的领导，他会欣赏你、信任你，重用并爱护你；要碰上不爱惜人才的领导，他只会利用你，并不欣赏帮助你，甚至还忌妒压制你。久安能如愿终生服务于出版行业，除了他的敬业与工作精神，也得益于3位爱惜人才的领导。

　　第一位是开明书店上海总店的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刘诗圣。解放前开明书店南昌分店撤销时，是刘诗圣努力说服反对的同事，以王久安字写得好，会刻蜡版为由留下了他。要没有刘诗圣这番劝说，尽管他非常热爱开明书店，热爱出版工作，也只能回浙江绍兴老家，他的人生就是另一条路。

　　第二位是王业康。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青社后，王业康任办公室主任，王久安是计划科负责人，直接归王业康领导。1960年4月，他和王业康一起赴黑龙江泰康垦荒办农场。其间，社里又通知，要调王久安去支援山西工作。几次催促，王业康不想让他离开，以他是管理员离不开为由拖延。后来社里又再次催促，王业康不得不让他回京转战山西。回到北京，恰巧赶上社里要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发行科科长找不着人接班。幸亏王业康拖延没让他按时回京去山西，结果让他碰上了这个机会，社里让他当了发行科科长。要是按时回京，去了山西，也许他从此就离开了出版社，他的经历就得改写。

　　第三位是胡守文。胡守文非常爱惜人才，也热忱帮助人。他对久安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帮助也真诚。有两件事众所周知。一件事是2001年，久安退休已12年，胡守文主动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系，以中青社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名义，为他举办“王久安从事发行工作五十五年座谈会”，在业内产生广泛影响。一家出版社社长，主动为本社退休10多年的中层老同志开座谈会，这种举动还真没见过，足见胡社长爱惜人才的心胸。第二件事是2012年，胡守文要卸任社长，他特意向接任社长张景岩建议，免费为久安出版《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一书，还亲自为他写序《久安有大爱》，并题写书名。

　　久安已95岁高龄，身体很棒。老骥伏枥，至今仍笔耕不辍，时常给《出版史料》、行业报纸和中青社的《社内通讯》写稿。上一部《我与“开明” 我与“中青”》出版12年来，他又写了近80篇文章。我相信读到他的这些文章，读者一定会为他的精神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