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跃动的历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近期推出了由著名学者丁亚平主编的《中国电影大典》，其从《影人影片卷》《机构 人物卷》《期刊 编辑卷》《北京电影学院卷》四个单元，收录条目3197条，成书共计20册，2200余万字，以电影人、电影作品、电影机构、电影期刊为向度，系统且细致地将一幅中国电影发展的百年图景以面向未来的生动之姿展现于当下。

　　《中国电影大典》提供了丰富翔实又严谨专业的资料、文献，让观者得以概观中国电影在艺术、文化、产业不同维度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细节。电影的历史不仅仅是电影的演变进程，更由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多重话语共同角力而塑造，其内部充满异质与张力。同时，这一系统梳理不单是对中国电影历史的概括与梳理，更是渗透着敏锐而深刻的史学思维，以研究性、辩证性的目光和视野拂去时间遗留的层层灰尘，将作为实证的历史和作为研究的历史合而为一，重建新的历史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史料与史学互为佐证与延伸，电影历史的书写和探寻与被封存在时光之中的历史本身一同在场、不断对话。

　　具体而言，《中国电影大典》有以下突出特点——

　　结构化、全景式的历史汇编。从古代史学家将史料考证作为史学要义，到倡导“新史学”的梁启超论及史学之立论必须建立于作为证据的史料之上，都表明了史学研究注重史料的治史之道。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传统之一，也在于此。第一本大型中国电影史专著《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大量的史料收集与学术考证为基础，至今仍然被视为一座绕不开的学术丰碑。《中国电影大典》的汇编既是“史料为先”这一中国电影史研究基点的彰显，也是为此后的电影史研究搭建起一个井然有序的资料宝库，在这里，史料与研究者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近。从初尝影片摄制的任庆泰到确立民族电影范式的郑正秋，再到近10年来使主旋律电影与香港类型片彼此拓展的林超贤，以及时下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作出极大贡献的青年导演郭帆，从贯穿中国电影百年发展的电影人、电影机构，再到见证、记录以及育人的电影期刊和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大典》收录史料之多、之新，使得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细节的完善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

　　对话式、建构性的史学思维。编者在结构《中国电影大典》的过程中，将与史实相关的重要研究文献亦纳入到每个条目下的“忆述评论”部分，不只是呈现、叙述历史，更是构筑起一个开放、多元的史学场域，使观者清晰真切地感受到无数研究者在其间与历史对话、与彼此对话，充满了思想的张力和对历史研究本身的反思，折射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主观想象及其丰富的主体性。这一史学思维与实证意识、求真精神互为表里，在场的不仅有远去的历史之人事，也有后来不断加入对话的研究者们，隐秘地勾勒出一条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脉络。以《机构 人物卷（一）》中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条目为例，“忆述评论”部分收录了三篇新世纪以来针对“明星公司”的重要研究节选。作为存档，《中国电影大典》具象地呈现了“明星公司”研究的不同视野、不同维度，这些已有研究将继续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基础；作为资料，过往研究的重要视角、丰富结论将直接地帮助读者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直观而全面地了解早期电影史闪耀群星中的一颗。

　　文化公共空间的营构。《中国电影大典》不仅记录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瞬间，也通过对过去的回顾和立足当下的分析，开辟了通往未来的路径。其将过去的电影作品、人物和事件以一种连续性、交织性的方式呈现，同时，也为现在的研究和未来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启示。过去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并没有被遗忘在时间的尘埃里，而是作为理解现在和创造未来的基石。在其背后，显现了以一本书营构一个文化公共空间的努力和决心。这一实践让《中国电影大典》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研究场域，不仅记录电影历史的发展脉络，更是邀请更多的研究者、学者和电影爱好者加入到这个持续演变的历史探索之中，并形成一个充满可能性和活力的学术生态，展现出一种充满开放性和动态性的学术探索精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呼声不绝于耳。直至今日，对中国电影史的再发现、再探寻仍在进行，资料建设同样是电影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电影大典》历时十载，集百余名专业人士之努力，以开放性原则为依据，将几代研究者对中国电影史的开掘、阐释与历史一 一对应、归档，显示着“重写中国电影史”之后中国电影研究范式的多样并存、百家争鸣，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中国电影发展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