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北京文脉

　　有人问我，怎么突然想起要写北京书院？说起来也不突然。很多年来，我们谈到北京文化，说得最多的，为故宫、天桥、胡同、会馆之类。细想起来，有一个群体，人们似乎很少提到，即生活于北京地区的士子和士大夫。究其原因，我以为，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言说这个群体存在价值的社会载体。就像人们说皇家文化有故宫，说市民文化有天桥，说京味文化有胡同，说名家文化有会馆，说士子和士大夫文化，也需有个依托和承载物。于是，我就想到了书院。

　　士子和士大夫与书院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书院是士子读书的地方，在书院里，士子既要完成一般的课业，也要研读经传典籍，与老师一起探讨经传的学理和传承。而士大夫不仅以山长、讲师的身份承担着教学的使命，他们往往还是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教学活动，背后隐含着一个深远的意义，也即教育、读书的终极目的，即对人格、人性与文化的塑造，由此对社会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达到社会进步、移风易俗的效果。这自然也是儒家历来对理想教育和教育理想的想象和追求。

　　由此可见，由士子和士大夫所体现的书院文化，不同于故宫、天桥、胡同和会馆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又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至少书院的创办者希望通过对士子人格的培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我想，对书院的书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窥视这个群体私密生活的一种方式，从而揭示其文化价值的深刻意义和源远流长的内在原因。

　　北京的书院，只有三所开办在都城之内，即元代的太极书院，在金中都内；明代的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清代的金台书院，在前门外金鱼池；其余的，都建在城郊州县。这种现象为我们思考书院在厚民风、兴教化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州县地方官员表示一种敬意。他们努力办学的结果，是把学者看重的道学、理学、儒学，简化为人人可以理解的伦理规范，传至民间。儒学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们是传播中的最后一棒。他们创办书院最看重两个方面，一是移风易俗，教化民众，一是明经取士，为国选才，故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豪迈。而说到底，二者在儒家的教育理念中其实是一回事，或曰一事而两面。前者讲的是，受到“明伦”教育的士君子，以德化人，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推己及人，造福乡里，形成知书达礼的乡风。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濡染熏陶的过程，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而后者讲的就是如何造就一个明义理，修其德，心系天下苍生，具有先忧后乐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士君子。而化民成俗就内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也许未有如陆九渊、朱熹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其思想和作为，还是会影响到当地的士风学风、民风民俗，从而深刻影响到北京文脉的构成。

　　《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

　　解玺璋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