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联合出书成功的密码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中华书局

　　科学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近几年的出版奖项评选、好书榜单中不时出现两家出版社共同推出一本精品书的现象。共同打磨一本好书的出版单位或专业或地域不同，它们在合作中贡献或场域或特色的出版力量，谋求1+1>2的出版效果。

　　虽然联合出书现象在获奖图书中占比并不高，但在近年评选中始终占一席之地，且有占比上升趋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出版人，他们道出在联合出书中1+1>2的解题思路。

　　寻找交集，共同发力

　　近三届“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中，共有6种由两家或多家出版单位联合出版的图书获奖，除了一部系列图书，其余均为文学类图书。

　　近三年的“中国好书”评选中，共有14种两家出版单位联合出版的图书入选，其中8种为文学书。可见，这其中，文学类图书占比较大。

　　对于文学类图书占比较多的现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分析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优秀的原创文学出版资源相对稀缺，以致市场竞争激烈。有时会有多家有实力的出版单位参与竞争一部优秀作家作品，最终出现联合出版的情况。此外，文学类图书出版大社、名社的品牌影响力更突出，在宣发推广作家作品方面占有一定优势。部分地方出版单位希望借助联合出版扩大作家作品的影响力。诸多因素推动下出现了文学图书在联合出版中占比较多的现象。

　　除了文学类图书，联合出版的获奖书大多属于两家出版单位各自贡献专业力量式的合作。比如，三环出版社近年来有两本联合出版的图书入选“中国好书”，分别为《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三环出版社总编辑张秋林说，联合出版的兴起是因为遵循了“出版加减法”原则，一方面实现出版优势的叠加，另一方面实现出版劣势的缩减。

　　张秋林分析认为，联合出版可以实现专业能力做加法、出版资源做加法、出版场域做加法三大优势。比如，三环社专攻少儿图书，人教社专攻教育图书，二者在少儿类教育图书上存在交集，于是双方联合推出《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三环社在趣味性和可读性上下功夫，人教社在知识性和教育性上下功夫，双方专业互补成就了一本好书。可以说，没有出版专业上的交集，就没有联合出版。因此，寻找交集、共同发力，是联合出版得以形成的前提。出版过程中，双方共享市场渠道资源、作者作品资源、编校队伍资源、发行宣传资源，结果往往“1+1>2”。因此，共享数据是联合出版互利共赢的捷径。

　　张秋林还以《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为例谈道，该书由三环出版社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原属人文社科类图书，三环社正是通过联合出版，实现了从少儿向社科出版的“越界”。在出版优势叠加的同时，联合出版可以实现成本、风险、周期做减法。他认为，双方共担制版费，印数增多还能享受更低的印刷折扣。两家社合作可以缩短出版周期，将名家新作迅速传送给读者。

　　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大运河画传》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也是近三届“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近三年的“中国好书”中唯一一部由集团内两家不同单位联合出版的图书。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运河出版中心主任胡久良介绍说，苏科社曾组织编纂出版《中国运河志》，在大运河文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提出以“画传”形式讲述大运河故事的设想，因此对美术设计要求非常高。在凤凰传媒的协调下，促成苏美社加入进来。一家社拥有专业的出版资源，另一家社具备丰富的画传类图书设计经验，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在书稿加工过程中，两家社编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力实现‘图文咬合’这个目标。行文到何处应配什么样的图画，图画占多大版面，一个章节的图前后是否协调，都是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胡久良说，实际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是两位来自不同出版社的编辑坐在一起，逐页讨论，很多意见都是在争论后达成的。最后关头，甚至是作者、编辑、设计人员集中办公。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同样是一本“争论”出来的好书。“这本书仅策划方案就修改了10次。”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罗华彤说，该书与《从考古看中国》属于同一系列，均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所获赞誉吸引了科学出版社的关注。科学社旗下有考古分社，有地理类杂志，拥有丰富的中国地理图片。共同的出版兴趣、互补的资源优势促使两家社走在了一起。

　　“两家社先商定书稿大纲，再分头约学者撰写文章。”罗华彤说，《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是一部全面展现近年来地理科学发展主要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联合出版中，双方都把各自的作者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葛剑雄、秦大河等20余位文史、地理学者的大家小文，文章短小精悍，却都具有力透纸背的精彩。与精彩的文字相得益彰，书中配图也颇为夺目，直观地展示了中国风物与人文之美。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是两家社出版能力与资源优势叠加的结晶，也是双方编辑思想碰撞、通力合作的成果。罗华彤认为，相互借力、互相启发成就了这本好书。

　　张秋林用“琼客吃江西土产、‘牛郎’和‘织女’分工”来形容《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的联合出版体验。“策划出版之初便考虑到，三环社诞生于椰风海韵的南海之滨，不宜独家出版极具江西本土地域色彩的图书，于是我们选择与合作过多次的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张秋林说，出版过程中，三环社就像“织女”，负责选题、策划、组稿、加工整理、校对等环节的精细处理；江西教育出版社就像“牛郎”，负责控制进度、整体审读、召开会议、拍摄影片等宏观事宜。双方协作促成好书、荣誉共享。三环社作为海南远客，也有幸尝到了江西“土产”，真是“美味”极了！

　　成果已出，经验持续

　　图书获奖，意味着成果已出、合作关系可暂告结束。但对出版双方来说，联合出版中的开拓创新或既有经验的延展，都值得总结梳理。

　　胡久良说，凤凰传媒在推进重大出版项目过程中曾采用跨社协同的工作模式。此前，《中国运河志》编审校环节集聚了凤凰传媒旗下4家出版社的10余名资深骨干编辑，开展了一场“出版大会战”。这样的协同作战，不仅确保了重大出版任务的按时保质完成，也为参与其中的编辑人员提供了互相学习、深入交流的机会。也正因有这些积累，《大运河画传》的联合出版得以顺利推进。该书编辑工作中采用的开放式工作模式，对编辑人员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经此一“役”，出版企业、编辑团队对协同作战、高效沟通等都有了更充分更深刻的体会。

　　“《平安批》的作者以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写出了一个好故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这是命题作文、主题创作。”韩敬群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在联合出版中达成共识，所谓主题创作、主题出版，首先要看见的是创作或者出版。不要老想着主题，反倒会成就优秀的主题出版作品。

　　“在联合出版之前，我社还是个未满三岁的‘雏鹰社’，要想在短期内展翅高飞，打响自己的名号，就必须得到‘老鹰社’的认可；而人教社虽然久负盛名，但在少儿出版方面却缺乏经验，急需‘雏鹰助理’。”张秋林以《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为例谈道，此次联合出版中三环社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人教社产出了新类型产品，可谓各取所需。双方的联手开启了“新老社联合”的先河。他还谈道，在图书营销中，联合出版实现了发行力量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营销成本最低化。

　　“老鹰带小鹰飞翔，琼客吃江西土产，‘牛郎’和‘织女’分工。”张秋林说，三环出版社两次尝试联合出版，两次都大获成功，成功背后的共性或个性因素都值得总结。